江南重要！连清廷都知道“江南为财赋之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
江南文人士子也多，更是所谓的东林党和清流的大本营。这些已经固化了的富豪和官僚家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只要制定的政策稍微触动了他们的利益，都换来他们象疯狗一样谩骂。正是铺天盖地的谩骂，以及只顾私利的抵制，明朝亡了，人民也迷失了方向。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屠刀让他们闭嘴，但却是朱永兴最后的选择。他意动于招揽名士硕儒，便是想用另外的方法来解决。修史，昭黑白善恶，将被圣明化的东林党和清流打下神坛，千夫所指，群相唾弃，也与清修《明史》所抗衡。
没错，话语权、舆论权要操在自己手中，而名士硕儒的影响力则至关重要。而这名士硕儒也不是随便请来的，还要经过甄选，顽固不化、读死书的千万不能要，家族背景深厚，在江南势力较大的也不在考虑之内。
叶虎在提出建议时之所以有些犹豫，是因为他多少了解一点朱永兴的心理。对于不能经世济用的文士，朱永兴有一种异样的厌恶。
就象那些鼓动唇舌，极力将钱谦益描写成为人猥琐的白鼻子小丑而后快，可实际上相形之下，他们的生平行为也不见得如何的光彩的文人。在钱谦益九死一生，拼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弥补以往的过失时，这些“高人义士”也如鲁迅所说的那样，终于优游林下以尽天年，再过几年，他们的子孙也可以堂而皇之的出仕于新朝了。
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这番落魄的自嘲倒与朱永兴对很多所谓文人的印象不谋而合，夸夸其谈，而无一策；下笔千言，却无可行之实。手无缚鸡之力。空有嘴炮误国，这样的文人不要也罢。
而招揽名士硕儒重立新儒家，弘扬新儒法，则是放眼未来，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的千秋大事。
其实也不能全称之为新，很多儒家理论本来是朴素的真理，可在历朝历代，经过统治者和御用文人的不断“净身”和篡改曲解，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比如孟子，发挥孔子仁义思想的“亚圣”。便因为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等言，便被放牛娃出身的朱重八差点剥夺配享孔庙的资格。最后删去《孟子》全书八十五处，編成《孟子节文》了事。
从更层次来讲，历朝历代统治者或多或少都钳制言论，根本原因还是代表世俗权力的“治统”与代表意识形态的“道统”两者之间的争夺和矛盾。朱元璋“删孟”，是要将“治统”和“道统”合二为一，建立一个新道统。这个“新道统”的要害便在于，哪怕恶法。也是法，即使暴君，也是君，“法”和“君”的绝对权威不容丝毫置疑，更不允许反抗。
和儒者争夺道统的话语权，朱元璋们肯定是会成功的。因为他背靠国家机器、手握生杀大权。到了清朝的康熙，就更牛了，他径直宣告：“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从此只有皇帝才是最大的理论家、思想家，只有圣旨才是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至此被彻底颠覆。
没有约束的权力势必滥用，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是一个道理。朱永兴想得很深，绝不是简单的复古和删改。有纠正，有继承，有发展，一种思想理论如果不能依时代而进步，被历史的快车所抛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钱谦益，虽有污点，但学问是好的，是当时文坛领袖，又有幡然醒悟之举，可用；吕留良，虽应试清廷得诸生，但一直与坚持抗清的张煌言等保持联系，且对应考经历表示了深深的反悔与自责，可用；黄宗羲，变卖家产，多次抗清，后隐居著书，可用；顾炎武，嗯，可用……
朱永兴先粗略地将中意的名士大儒挑选出来，又命人尽量找来这些人所著的书籍，由段琬儿翻译念诵，以期有更深入的了解。为了能加快时间，他还请来了张煌言，直接向他请教咨询，获益匪浅。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令朱永兴感到惊讶的是，黄宗羲对经济也很有研究。其总结的“积累莫返之害”，被称为“黄宗羲定律”。说的是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这个定律进行深入研究，引申到工业社会企业税费负担中去，也是可行的。
这一下子，相比于顾炎武和黄宗羲，钱谦益、吕留良等人在朱永兴心目中的地位瞬间低落，虽然还有可用之列，但重视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
这二人才是自己所需要的思想理论的柱石。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