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可能都要披散头发，衣服向左开衩，变成野蛮人。”也就是说，在他眼中，野蛮人除了不懂“礼乐”外，其发型更是一个明显标志。
这种观点历代传承，不仅被百姓广泛接受，读着孔孟之书长大的士子文人更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少数民族的发型和衣着与中原不同，只能用中原的文明去教化他们，而不能被他们所同化。
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逆转就发生在清朝，清朝对中国最大的一个影响，可能也就是剃发。
在“剃发令”下达之前，江南各地乡绅为了自保，纷纷竖起“顺民”之旗，坐视亡国而不顾。“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勿须兵锋大举”。这句话水分不是太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民众经扬州十日后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对抵抗后的毁灭后果极为恐惧。
但“剃发令”一下，天下哗然，“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燃起了熊熊的反抗烈火，使清朝统治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剃发”之所以触及了民众最敏感的神经，是因为百姓并不介意改朝换代，不介意金殿上坐的皇帝是谁，只要不受干扰地活着，中国依然是中国。但剃发令却令民众如梦大醒，意识到清朝不仅要征发赋税，还要改变他们维持了千年的风俗习惯，毁灭他们的文化传统。
简单地说，民众起初“因保头颅而柔顺如羊”，是因为他们不愿为昏庸、腐败的明廷拼命，之后“为保其发而奋起如虎”，则是为了维护民族尊严，祖宗传统。
一番英勇悲壮的抵抗，一番腥风血雨的屠杀，靠杀戮推行下去的剃发令得以维持，但却成了民众心中抹不去的痛苦。“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便是积郁在人们心中的愤怒和沉痛。
而这怒火再次因为明军的崛起而熊熊燃烧起来。一有机会，一看到希望，江南民众便头蒙白布、或裹网巾以迎王师，皆以金钱鼠尾为耻，即便是胥吏也有此心。
王师，天子的军队；国家的军队。只要是汉人的军队，前来攻掠，都称王师，江南民众并不是第一次遇到。可除了张煌言的部队，那些“王师”的纪律可并不敢恭维。郑成功组织长江之役。更令不少人看到打着复明旗号的“王师”在自己的家乡演出了一场“筹粮征饷，纵兵大掠，露刃如麻，万夫罹凶”的惨剧。
如今，王师终于来了。名副其实的王者之师。不仅不害民劫掠，还有惠民之政，待民之优。攻克一地，光复一城，买卖公平，秩序井然，又有开库赈济、迁民避害之举。足令民众放心、安心。
七月二十九，增援陆军抵达长江口崇明岛外的长兴、横沙二岛，休整两天后，会同海军陆战队六千士兵登陆进攻崇明。一万两千名精锐士兵，又有水师炮兵拆下舰炮助阵，曾在抗倭斗争涌现过英勇“沙兵”的崇明岛民众也积极支持。知县陈慎惶惶不安，令游击陈定死命防守。
八月初二，炮声隆隆，明军攻势如潮，一天之内先后攻取县城外土城三座。击毙游击陈定，使县城完全孤立。而历史上曾拼死守城，挫败郑成功所部攻击的知县陈慎尚不死心，又强令全县男女都上城守卫，负隅顽抗。
但人心思变，城内守军因主将陈定被斩而丧失斗志，与明军暗通声息，夜半开城，使明军轻松入城。陈慎见大势已去，逃回县衙自缢，终结了为清廷尽忠的短暂一生。
崇明岛不仅控遏长江出海口，而且地势平坦，气候适宜，有鱼米之乡称谓，远不是舟山的荒芜可比。明军夺取此岛，只要善加经营，不仅可解决粮食问题，还有丰富的鱼虾鳖蟹可补充营养，更可以借舟师之利，向周边的上海、太仓、海门等地攻掠。
陆文扬坐在县衙内，翻看着文书，虽然不耻清朝县令陈慎不识大义，甘为鞑虏殉葬的行为，却还是很赞赏陈慎的治政之举。有借鉴，有采纳，有纠正，有改进，陆文扬开始提笔整理自己的治岛之策。
开荒垦田，修渠筑堤，治理盐碱，推广良种，广播水稻，并规定凡新开垦的田地前三年只交三成赋税，三年后田地归己，用以休养生息，调动岛民积极性。
岛周围有茂密的芦苇，可鼓励岛民用芦苇织蓆编篓，扩大生产，广开财源。
调整完善保甲制度，全民皆兵，全民协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军队的力量很关键，但也要尽民力而助之。军民一体，把崇明岛防护的似铜墙铁壁。
其时上海还没有形成规模，只是个依江傍海面水而居的小城。崇明岛位置则显得重要，乃是南京的水上门户。明军占之，清军如芒刺在背，岂能甘心？日后围绕崇明的战事必不会少，明军有水师防护，陆军装备又精良，显然占有很大的优势。
夜色已深，陆文扬却并无倦意。这位在北京突有醒悟，不惧艰辛至南方为故国效力的文士，异常珍惜这次外放的机会。而在昆明书院，与他所受到的传统教育不同，他对如何为官也有了全新的感悟。
“为人正、为政勤、为官廉、为民实，此为孤送诸位的十二个字。兵民为胜利之本，兵由将统，民由官治，此两大支柱，缺一不可。为官者,民之父母;为民者,官之子焉。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每期书院学生毕业，朱永兴都要当面召见，设宴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