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破耕种，秋破收获，在军事上向来是作为一种消耗手段而使用。但明军于永历十七年（康熙二年）秋发动的却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反攻，从川北、两淮到山东，再到辽东，烽火重燃且更加炽烈。
征朔军由镇江出动，沿高皇帝的北伐故道沿运河西岸推进；荡朔军由南通向西攻击，于运河东岸旋而向北，形成了两军隔运河呼应，继续北进的态势。
灭朔军兵出芜湖，殄朔军由九江而出，两路大军的进攻矛头直指重镇合肥；伐朔军主力由襄阳出动，作出兵进河南的姿态。
山东战场在得到了破朔军的增援后，开始展开大行动。剿朔军由潍县（现潍坊）兵逼淄川（现淄博），威胁省会济南；破朔军主力则由即墨出发，向沂州（临沂）进兵。
辽东战场的开辟则以明军水师重占皮岛为开端。其实说是占领，却并没有经过战斗，因为岛上无人，可以说是轻松登陆。
皮岛，在鸭绿江口东之西朝鲜湾，也称东江。皮岛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并不算大。但是，皮岛位于、登莱、辽东、朝鲜之间，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辽东界，位置冲要。
就在登上皮岛的第三天，补充了破朔军三千人的山东独立师以六千之众乘坐舰船沿鸭绿江北上，于长山镇登上辽东土地，横扫防卫空虚的满清“龙兴之地”。于五日内接连占领前阳、安民、同兴等镇，并攻破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前后共消灭清军数百人。
一场决战从东到西，从陆地到沿海。全面展开的幅度令满清震惊。
其实满清早已预料到有这样一天，与明军在南方争夺征战之时，清廷多少也了解到明军的一些作战特点。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明军对作战物资的依赖，这使得明军不能连续地进行战略性的行动。也就是说，明军每一次大的军事行动后。总要休息一段时间，不是人员的疲累，而是物资的生产跟不上消耗的速度。
而明军也意识到了装备的换装所带来的后勤压力，所以尽可能地生产、囤积、购买，并且尽量不动用全部的军事力量。或是有牵制有主攻，或是在局部地区展开猛烈攻势。总之是将自己的弱点尽量弥补。
光复大江以南后，清廷预计明军要休养很长时间，或者是只能在某一个方向上选择攻势，而不是现在的全面爆发。
当然，按照预期的囤积计划。明军至少要再有三四个月才能全面进攻，这也是在原来的计划中决定明年春天行动的理论依据之一。但计划赶不上变化，琉球重新归属藩国，江南的人力物力优势，筹款纳饷的超额完成，英、法进口的军备物资，各兵工厂及澳门炮厂的扩大生产，使囤积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预期。也使明军具备了全面发动的条件。
而满清虽然预料到明军的大反攻，但却不敢主动收缩防线，不敢示弱怯战。因为这不仅仅是民心士气的问题。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上的考虑。
自从满清大封汉人王爷，推行“以汉制汉”的策略后，其极力掩盖的便是八旗的色厉内荏。什么“满万不可敌”，什么“不惧汉军，独畏八旗”，翻开史书便可以看到。在入关后，真正的八旗军队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有几个呢？几乎是没有。反倒是亲王尼堪被李定国击毙于衡阳，所率八旗溃败。
就是靠着以前的余威。以及吹嘘和盛气凌人，满清以总数不过数万的八旗军队震慑或胁迫着大量的汉族拥清武装，取得了天下。扯虎皮作大旗，这自然是要讳莫如深，极力掩盖的事实。
所以，满清要维持人心，要保证人数远超过八旗的汉族拥清武装忠心，就必须继续死撑着。重新攻占江南是不太可能了，那南北分治也能使汉军和绿营继续效命，继续出力吧？
不战而退，一溃千里的局面是不能出现的，这对于满清来说，是一剂毒药，就算是饮鸩止渴，也不能落了架子，要继续表现出能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实力和样子。
避免暴露虚弱的本质，反倒成了满清最为虚弱的致命之处。即便他们知道在兵力和资源上已经难以与崛起的明朝抗衡，即便他们支撑着北方这么大的摊子已经非常吃力，即便他们全部动员也不会超过十万满人披甲，即便他们内政外交都极为困窘，也依然要强撑硬装。
而事实上，满清的虚弱和颓势却是掩盖不住的。不光是朱永兴看得清楚，曾经与满清一个强盗集团的蒙古诸部也会逐渐觉察得到。粮食、食盐、丝绸、棉布、铁器、瓷器等等，赖以笼络和收买的物资越来越少，蒙古诸部还会再帮满清征战吗？
不光是蒙古诸部在逐渐退避观望，那些绿营将兵和汉人官员似乎也在另打算盘。在反攻之前，便经常有与明朝勾结的书信暴露出来，不时有似是而非的反叛迹象出现，真真假假的信息令清廷草木皆兵，对汉人的猜忌和疑心病大发。
离间计，反间计，看过兵法的都知道，但在实际上又有多少人上当呢？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防患于未然，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下，便显得非常必要了。
当然，清廷也不是蠢到大开杀戒，而是采取迂回的策略来解决问题。象调动，升迁，将他们所怀疑又没有确切证据的汉官汉将及家眷弄到京师，给予闲职，说是供养，倒不如说是就近监视。
不管是何手段，造成内部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兔死狐悲，有多少人因此而怨恨，暗中准备反叛，却是要在之后才能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