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辽东地区战乱频仍，百姓流离，田野荒芜，人烟稀少。顺治入关时，为了使百万满族人能“从龙入关”，绝其后顾，清兵还毁坏了大量村镇房屋和田地农具。同时，也使明朝二百余年，不间断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辽东修筑的密集型城镇，“从山海关到开原，形成的五里一堡、十里一台、三十里一城的建筑体系”，毁于一旦。
1644年，多尔衮下令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禁关令”使得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历史上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对东北实行了封禁政策。
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政府不惜代价于满洲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满洲长城，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至今吉林市北的为“新边”。边墙以东的满洲严禁越界垦殖，边墙以西则作为满清的同盟者蒙古贵族的驻牧地。
“合河东河西之边海以观之，黄沙满目，一望荒凉……此外患之可虑者……”
“……以内而言，河东城堡虽多，皆成荒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独宁远、锦州、广宁、人民凑集。仅有佐领一员，不知于地方如何料理。”
“合河东河西之腹里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此内忧之甚者。”
对于辽东地区的荒芜凄凉，清廷的奉天府府尹张尚贤便曾上奏，做过以上的种种描述。
在他的描述中，奉天整个境内都是一片荒凉。只有奉天（沈阳）、辽阳、海城还稍微有一点州府县治的模样，但辽阳和海城却没有城墙。而如盖州、凤凰城、金州等地，却不过数百人。“铁岭、抚顺，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实无益于地方。”
何其凄凉啊！如今人口已达百万、数十万的盖州、凤城、金州，当时才“不过数百人”。那时的铁岭、抚顺只有流放迁徙之人，不能种地，单身的人一大半儿都跑了。
就是在这样恶劣且空虚的环境下。明军开始了在辽东地区的攻掠。首先是在鸭绿江一线，凤城、宽甸、岫岩、桓仁等地相继被光复，又借朝鲜平安北道为屯兵养息之所，从而形成了进可攻，退可以江为防的稳固基地。虽然中原大战使得明军继续增兵辽东面临困难，但在北方招募的新兵却不断被运来，在铁山、龙川、盐州进行训练，前后已经有五千之多。
既然已经放弃了在锦州附近实施大规模登陆。从而将满清主力尽歼于关内的作战意图，明军便又采取了历史上针对东北的攻略。那便是将以辽东、辽西作为两个战略进攻方向，形成两大战略集团。对东北的清军进行夹击。
现在，辽东战略集团趁着清军空虚之际抢先成立，稳固了根基后，又借着水师之利，以及辽东清军陆续向鸭绿江沿线集结之机，突然水陆齐出。于三山海口（现大连地区）登陆。击败当地为数不多的清军后，一万多明军在半岛最狭窄处挖掘壕沟、修筑工事。从而将旅顺地区彻底切断。而两千陆战队和三千主力陆军则由于七亲自率领，转而向南。歼灭旅顺清军。
旅顺虽是清军防御的重点，但限于兵力，千里辽海，即便不能派兵驻守，也要分派了望和预警哨，要防守的地区实在是太宽广了。所以，驻防兵力亦不过一千多人，算上家眷、包衣奴才等，总数也不过三千上下。
当然，旅顺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看不过是一座孤城，深入敌后千里，但是依仗从登莱送来的源源物资，这里却将活力充沛，成为插在辽东清军腹上的一把尖刀。而凭借现在明军的后勤能力，绝不会上演当年东江镇的窘迫局面。
其实就很多明军将领来说，对于朝廷目前调动起来的人力物力都颇感惊讶。当年的万历天子疯狂搜刮矿税、商税、瓷矿，靠这些资金保证了边军的战斗力，但是也将大批手工业者逼得家破人亡。所以，万历天子虽然赢得了“三大征”的赫赫武功，但也在历史上留下“万历苛政”的坏名声。
象朱永兴这样，一边能实施惠农政策，一边还能用粮饷物资供应各路大军，对于不是深入了解明廷财政运作的人来说，确实是有些匪夷所思。穷兵黩武，自古以来便有这样的名言。但显然，朱永兴在发掘一切可以积聚钱粮的手段的同时，对外掠夺也是其中比较关键的因素。
没有安南占领区，没有日益扩大的湄公、河仙两省，在粮食供应上便不会满足现在的需求。
“国朝近三百年来，百万同袍遗骨关外，却依然令鞑虏做大，荼毒大江南北，实在是令人痛心不已。”于七骑在马上，秋末的冷风吹在脸上，他不由得发出了感到慨之声，“如今我等又踏足辽东土地，实是万岁英明。”
万岁英明！这在封建社会，对于官员来说，应该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嗯，不管是大事小情，只要能和皇上沾点边的，不拱手说句“万岁英明”，似乎便显得不够忠心。
当然，于七发出感慨也并不是没有原因，也不是光为了恭维拍马，而是朝廷，或者说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等同于朝廷的皇上朱永兴，确实给了军队令人称道的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