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陈胜拿着两千钱离开的时候，意气风发，仿佛天下皆可去得，连要走向何处都没有告诉张鹏和硕这两个兄弟。他只托认了大哥的里典“达”给自己开具了游学的“验”和“传”，就告别了眼前的苟且，去寻找诗和远方。
秦代对黔首的人身自由控制很强，除了要带身份证明“传”之外，还要由地方备“验”，写明外出缘由。好在陈胜以里典“达”为兄长，所以才能顺利外出。
陈胜怀揣着憧憬出行，却无明确的目标。在他的心中，一颗任侠天下心早就躁动不已，仿佛只要离开翠花乡、离开阳城县，到四处走一圈，就算是同那些行走八荒的侠客们一样，可以拍着胸口同乡里吹嘘：“俺也是国侠、县侠了。”
他曾幻想着，等自己这一遭走回来，乡里中的浪荡子，该是再也不敢在自己面前放肆了。可是，游侠之路岂能如此好走？
两个月内，陈胜遇到了各色人等。有的与他相见恨晚，但其实只图一口酒肉；有的对他爱答不理，根本不用正眼去看这等乡里走出的小子；还有的名头很大，但却闭门谢客，根本不再提“侠”字了。
这也难怪，自从韩非子提出“侠以武犯禁”之后，秦国就极力清剿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等到天下一统，更是用严格的户籍制度来限制百姓出行的范围和自由。如此一来，人们都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侠不能游，便如龙坠浅滩，再也不敢兴风作浪。
不过，陈胜也不是全无收获，到底还是有人身具六国遗风的，不但给以指点，还介绍了许多人给他结识。当然，这些都是要花钱的。
直到后来，千金散尽，身边的人渐渐冷落，被逼无奈之下，他不得不踏上归途。
不成想，在山路上遇到贼人，连最后的钱财也被一抢而光。好在“传”和“验”拼死保住了，才没有被路过的官吏捉去。
陈胜跋山涉水而回，风餐露宿，总算硬挺着走回阳城县，恰巧遇到了站在自家工肆门前吹嘘的季弟——硕！
张鹏静静地听着陈胜把自己的坎坷经历说完，心想着：“他历史上能一呼百应，恐怕并不是一朝云集，而是和这种结识各路游侠的经历分不开啊。但这种有钱人才敢玩的游戏，一介雇农参与进去，不被榨出骨髓来才怪！”
事实上，历史上的侠客集团和张鹏所料的基本一样，他们是春秋战国社会激变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先秦的“侠”多出身于贵族，因为只有贵族才有经济实力和精神实力把人聚拢起来，穷人根本玩不转。
中国古代是垂直组织类型的社会，每人各有特定的位置，上下有等，很少流动。也就是说人们之间除了垂直的统治与被统治以外，很少有横向联系。春秋以前“大夫无境外之交”，大夫以下更不用说了。甚至连“友”字都很少见，即用也多指“友邦国”（国家的朋友），或指兄长爱护弟弟，曰“友”。很少用以描述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见那时人们横向往来很少。
这种情况到了春秋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时期这种变化更加剧烈，一些古代的贵族逐渐被消灭或被取代，贵族社会由松动到逐渐解体。
许多大夫、士从原有的垂直统治的系统中流离了出来，原有的饭碗打破了，他们要找寻新的饭碗和谋求个人发展自然要到各地、各国奔走，要广拉关系，多交朋友，这是一种新产生的社会需求。
《论语》一开篇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士人有朋友了，而且是从“远方”来的，大约是“外国”。用今天的角度来说，没钱出国游都不现实，更何况和外国人交朋友？
心里虽是如此想，嘴上却还安慰道：“仲弟回来就好，为兄正有大事需要人手，自家人能帮衬一二，岂不美哉！”
如果推择不出意外，张鹏马上就要上任都田啬夫了。牟走之后会留下权力真空，阳城二十六个乡的田啬夫本来都想着牟走了自己好上位，他们要是知道自己截胡了，还不得炸锅？所以要提前布局，找好帮手才行。
正巧陈胜回来了，他虽然受了不少苦，但好歹也算扬名周围几县，认识了不少酒肉朋友，大用顶不上，拿出来唬人总可以吧。
陈胜也是嘴里发苦，当初走的时候半句话都没有留，如今丧家犬一般的回来，大兄竟然没有埋怨自己一个字，还诚心接纳，这才是兄弟之情啊。
一旁的硕撇了撇嘴，自从陈胜私认里典达为兄之后，他就不待见这个家伙，只是不知道大兄为何一直维护他，真是怪哉！
张鹏之所以能包容陈胜，其实不过是知道这家伙日后会有一番作为，想结一个善缘罢了。他对所谓游侠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后世金庸先生的小说，特别是郭靖那一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让其印象深刻。至于秦代的侠客是否也是如此崇高，就得打一个问号了。
事实上，在先秦时期，“侠”与“夹”是一个字，而“夹”的本义是指有人追随。
过去许多学者解释“侠”往往受到战国末年《韩非子·五蠹》篇中的“侠以武犯禁”、“废敬上畏法之民，养游侠私剑之属”等话头的局限。
但实际上，这些人只看见了“武”和“剑”，而忽略这些话的主旨所在。
韩非意在指出一些贵族豪门窝藏“私剑”（属于个人的武装力量），不怕法律，敢于“犯禁”，目的在于揭露这些“侠”是“以匹夫之细，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