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赣州通往广东韶关的官道上，一支三万人规模的清军部队，正以极为缓慢的速度缓缓前行。 。
南国的‘春’天来得特快，这不刚刚二月下旬，道路两旁便满是绿‘色’，和煦的‘春’风轻柔吹拂，让行军中的清军战士浑身舒畅恨不得倒下睡个大懒觉。
此乃新任两广总督吴可，所率赴任‘逼’兵马。
从正月下旬出发，三万‘精’锐清军横穿整个江西，路上蟊贼太平军势力无比胆战心惊，不敢对这支过路清军部队有丝毫挑衅之意。
人的名树的影，吴可全凭赫赫战功立下的名头可不是吹出来的。
太平军在吴可和麾下乡勇队手下，吃过多少亏损失了多少‘精’锐人马？
吴可‘剿匪总督’的名头也不是开玩笑的，每每就任一地首先做的便是清剿当地土匪山贼势力，手段狠厉行动间更是雷霆万钧势不可挡。
江西太平军残余势力，经过与湘军多年来的拉锯战，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只能在乡下地方苦苦挣扎，之前所占州县城池全部落入清军之手。
因为连年战‘乱’，整个江西的秩序都一片海军‘乱’，到处都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山贼势力，凡是地势险要的山就飘扬着名头甚响的绿营旗帜。
可以说，自从湘军入赣作战以来，除了逐一收复陷于太平军之手的州县城池，对于江西秩序的破坏当负首要责任。
别以为曾国藩是什么好人，湘军上下也没啥好鸟。
因为军费大部都需自筹，湘军又不像乡勇队有诸般产业支撑，财政缺口之大可想而知。
也因此湘军军纪良莠不齐，给江西的地方秩序带来极大不安。
江西地处长江中游，又是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湖南和湖北六省‘交’界之地。这对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来说，是必守的‘门’户，而对肩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军来说，又是扼敌致死的咽喉，江西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
曾国藩有过一次比较详尽的叙述，那是在1855年初湖口之战后，太平军乘胜直捣武汉三镇，上游空虚，咸丰帝急令曾国藩率军上援，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居然婉言申辩，拒不奉旨。
他那是就提出了“其难有三端，一则浔郡为长江腰膂，陆军未能轻撤；一则内湖水师乘‘春’涨可以由湖口出江，所虑在既出以后，孤悬无依；一则金口水陆诸军饷项缺乏，若再添师前往，更无可支援，恐饷匮而有意外之虞，臣实乏良策，惟有坚扼中段保全此军。”
曾国藩的不奉旨，无非怕失去长江中段的地利，无法保全他的水师陆军。在江南作战，十分重视水师的作用，保有江西，便能充分利用鄱阳湖，成为水师的巢‘穴’，这一着是很恶毒的。
他在一封家信中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余办内湖水师，即以鄱阳湖为巢‘穴’，进而切断转战湖北的太平军与其首都天京的联系，间或出江剿贼，亦不过三分之一，与贼鏖战。
剿上游则在九江、武‘穴’、田家镇处游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外，利则‘交’战，不利则退回鄱阳湖巢‘穴’之内。剿下游则在彭泽、望江、安庆等处游七，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内，利则‘交’战，不利别亦退回鄱阳湖巢‘穴’之内。如此办理，
则上游武‘穴’之贼与下游金陵之贼，中间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其势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贼之命。”
既要将鄱阳湖作为水师的巢‘穴’，自然必须保有江西；而控制了鄱阳湖也就控制了长江中段，湘军水师才能内湖外江，可进可退。
一旦羽翼丰满，时机成熟，它便可以顺流而下，为剿灭太平军事业发挥最后一击的作用。地处长江中游的江西，被曾国藩称为“长江腰膂”的九江，自然成为他必争的战略要地了。
而湘军的银饷主要是自筹，这使得江西与六省‘交’界的地理位置显得分外重要。筹措银饷是曾国藩最感头痛的事，他常对湘军将领说：“今之办贼，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
曾国藩兢兢业业地“惟当力保广、饶以通苏、杭之饷道，先剿抚、建以固闽、浙之藩篱。”又亟亟乎要求“上海‘抽’厘金拨解臣首专济楚军之用。”
这些，都说明江苏、浙江、上海是在江西战场的湘军的军饷重要来源之一。
而广东呢?
甚至在曾国薄起军前夕，就专赖广东的饷银以便动身，他曾专函当时的湖广总督吴文镕说：“惟口粮一事万难为续，目下专望广东九万金来，为起程之资。”
而湘军到江西以后，广东仍然是湘军饷银重要来源之一，曾国藩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过：“四、五月，饷项竭蹶，每日只能合百文，待六月广东饷到，再行逐一补足，每日加赏米一升，盐三钱，将来不复扣还。”
富饶的江苏、浙江、广东的财力，商贾云集的上海厘金，以及收入冠于全国的粤海关税款，是湘军饷银来源的后盾，有了饷银才能使这支地主武装发挥它的战斗力。这些地区与江西不是毗邻，便是有道可通，保有江西，自然便于筹饷。
而江西本身，就是湘军与太平军筹集军饷、军粮的重要基地。
曾国藩承认：“吾在江西，各绅士为我劝捐八、九十万”之多，所以他说：“筹饷以江西为本。”
关于军粮，江西物产丰富，尤其盛产大米，更引起双方的重视。曾国藩认为“江西物力尚厚，供我水陆两军口粮，大约足支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