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鸣，你这篇‘学生公交车让座调查’怎么写成这鬼样！你看你抓出来的问题，公交车数量不足，站点设置不合理是造成拥挤的关键，这问题的矛头指向谁？当然是有关部门！你为什么不能换个角度，呼吁学生文明坐车，尊老爱幼，并对个别学生和学校曝光，写稿子头脑怎么这样不灵活？”“但根据我的采访，学生恰好是最经常让座的人群。媒体一窝蜂去揭发学生，那只是打擦边球，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以为你就能解决实际问题了吗？这种自以为是的稿子，不要发了。”“……”
从最开始的郁闷，到后面，其实也慢慢麻木了，明明自己曾经是学习刻苦和屡受表扬的，明明即使快三十岁了也比任何人都要努力工作在意工作，可仍然沦为社会的不适应者，坐死了“反面教材”的宝座，俗话说“三十岁看到老”，那么，自己很可能一辈子真的就撕不下那样的标签了。
越努力，反而越被排挤。越认真，反而越被当中异类。越诚恳，越不能被人理解。
——我知道，我坚持的有些东西不太被大家认可，也显得很可笑，只是，无所谓对错，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允许发出，那肯定是不对的！我是抱着这种想法执拗地不悔地工作和生活着的，我愿意为了自认为是“对”的东西，而与大众背道而驰。
就算为之付出作为反面教材的代价。
这是等价交换。是物质守恒。
在利益面前，是不可以有任何底线。
有时候我觉得，真正清醒的是大家。而替古人担忧的，是我。我一直都不识时务。一直都不能变化。不成熟圆滑世故。所以其实我自己都很瞧不起自己，因为我是个没有能力变化的人。而这，就像大海里滴入一滴血，鲨鱼在十公里外就能嗅到一样明显，那气味对于鲨鱼而言，可能就像饿了十天的人在肉包子店外闻到肉包子香味，刺激到一塌糊涂，几乎在第一瞬间就能辨识出，并“啊呜”下嘴。
没有人会异议。这是丛林法则。
总有些人，譬如我，成为了总被嗅出来的包子。
最开始，跑教育条口的时候，是又被踢皮球一样从这个行业踢到那个行业的。我这样的小杂鱼，总是从这到那的流动的。没有固定的栖息地。
陈凡第一次来部门述职时，我就很害怕他。我没见过人这样厉害的抽烟，他真的是一根接着一根，一根接着一根，在抽那堆烟……他整个又黑又瘦又没表情又阴森的脸就隐约缭绰地躲藏在那蓬勃茂盛的青烟后面，拉长，变形，真的很残酷，瘪成条直线的凌厉的嘴巴，也是长长的黑洞洞的眼睛，乱糟糟的枯萎的头发，这个人，远远近近左左右右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去，都给人一种奇怪的仿佛在看一张完整的面无表情的平面扑克牌的感觉。
他真的在肆无忌惮地抽着，直到会议室里都是烟。
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会议室里都是呛人的烟。
大家都很正常。没有人咳嗽。
连开窗户的人都没有。
好象这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着紧的是怎样介绍自己。其实会议之前，陈凡就和每个同事接触和谈过话了，也包括我，简短地问了我现在手上做的事，我谨小慎微、兢兢战战地交代。所有谈话，都很公式化，不到半根烟的时间，刻板结束。
初来乍到，他的魔鬼本性还没完全爆发，那时，对我并不很严厉。“到教育跑跑看吧。”他当时显得运筹帷幄，还口口声声说：“我相信，你有潜力，能成为不错的教育记者。”
——潜力么。
那是第一次有人说我有潜力。真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说“我有潜力”。
工作后，一直都是条小杂鱼。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他是第一个。
是第一个相信我，认可我能力，并不以其他做人处世的标准来衡量我的人，否则他为什么要说我有潜力呢。
我还记得陈凡当时的表情，虽然依旧阴沉不定，但是运筹帷幄，让我萌生出种景仰。幼稚无知时候，谁都景仰过一两个渣子吧。
尽管后来知道，他当时只是说好听点，想让我临时去补下空缺。谁知道，我真的扎根下来，投入地认真去做事。
包子女是很安分的。
你给她一万个可选项，可选条件，她也搞不出什么花头筋来。
我是个现实的人，追求梦想不是我这种小民该干的事，我一直是个脚踏实地的人。挣扎在被淘汰边缘，只为一个目的：苦苦保住饭碗。谁想疲于奔命啊，又不是为赚多少多少钱，实际情况是迫于无奈，因为胆子小，因为怕惹麻烦，不想给抓住痛脚让陈凡借题发挥，不想被他踢走，根本就纯粹是为了糊口饭吃，才比较勤奋地去跑新闻；对条口熟悉，是因为喜欢多管闲事，觉得就是搭把手的功夫，就随便地不断地帮这个忙帮那个忙，因为不会说“不”，所以别人托的事又不得不完成，这样一来，认识的人采访的人也增多起来，圈子变大，心力也投入得越来越多。
我也不明白我这样很容易对工作厌倦的人，会这么投入地去跑教育。
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可能还相信什么“仰望星空”的鬼话糊呢，星空里，根本什么都没有，当晚上我仰头去看星空，只能看到很少的星星了，像所有星星都在一夕之间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