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神父，他是个好人，尽管我并不认同他的信仰。
早在学生时代，我就认识了他，他那时是个年轻的传教士，二十出头，在我的学校教外文和数理，我的英语德语和一部分法语都是他教的，也是他的讲解，让我对物理学这个从没接触过的古怪学科产生了浓厚兴趣。
那时的约翰还是个活泼向上的年轻人，不像后来，生活中所有的重心都在侍奉上帝上。我与他亦师亦友，他跟我说过他的本名是约瑟夫，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英国人，我当时对他碧绿的眸子很好奇，悄悄对他说，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赤发碧眼的正是魔鬼的形象。他也不生气，告诉我说，在西方传说里，魔鬼都是黑发黑眼，头上长角，脚下生蹄的怪物。我们坦然的讨论文化的异同，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后来生逢变故，我离家奔波，本来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没想到却在滇缅边境再一次遇到他，那时他正打算回美国。他的样子没怎么变，眼睛里曾经的快乐活泼却没了，那双碧绿的眸子有些发灰，像蒙了一层尘似的，没了神采，我听从了李长官的建议，和约翰一起来到大洋彼岸，为了掩盖身份，他把我的年龄减小了足足十五岁，这样我就是未成年人，约翰作为我的监护人。在我扮演比自己年龄小十几岁的女孩子时，约翰却显示出远超年龄的苍老，不是外表，是心境。
我猜测他是经历或是目睹了太多的人性惨剧，对这个世界失去了信心，一心皈依宗教。
在那荒唐而无措的几年，我一方面对自己的身份无所适从，一方面苦于不能和家人取得联系，一个叱咤风云的女匪首，一下子要扮演少不经事的女学生，曾经属下马首是瞻，心腹环绕，一下子变得耳聋眼瞎，断绝消息，我无人诉说。
约翰就像他家里那个狭小昏暗的祈祷室一样，闭塞沉寂，没有生气。我有时会激烈的反驳他引用圣经的教诲，直白犀利的反驳他，这世间的苦难人性的卑劣，我自认没少比他见识，虽然从没提过，然而他笃信的基督在哪里？为什么他不去拯救那些可怜人？那千里河山满目疮痍，难道不是末世吗？审判在哪里？天使在哪里？我咄咄逼人的问着，忘了寄人篱下的本分。
他次次都不厌其烦的用圣经里某些只言片语的道理回答，从容不迫。到后来我也不再说那些话了，因为没有用。约翰知道我不信耶稣，也不强迫我入教做礼拜。我倒是喜欢去教堂，那种宁静肃穆的感觉，唱诗班孩子空灵的歌声，娓娓诉说般的旋律，管风琴悠扬辽阔的音域，都让我着迷。
几年以后，他病重了，却很坦然，有时他会跟我说些话，不同于当年师生间的轻松神游，这是灵魂深处的对话。
我至今记得。他又一次对我说，其实他早知道我不信，也知道自己无法感化我，他这一生作为传教士极其失败，最后也只得躲起来自己守着信仰罢了。
我反问，约翰，你从什么时候信了耶稣？
他想都没想，说父母都是虔诚的信徒，自己生来就是啊。
我说，我若是做了母亲，哪怕自己有了信仰，也不会影响孩子，他是他，我是我，等他长大了，有自己的思想人格和判断，到时候，信什么，抑或不信，都是他自己的事。
约翰沉默着，不置可否。我那时太犀利，其实本不该说这些话，信仰于人，本是神圣的事，无论在别人眼中多么愚昧可笑，都不该贬低。
只是，我真没看出这信仰对约翰起了什么好作用，本来可以去争取更好的治疗手段，他也不坚持，一切都是上帝给的，他静静领受就好了。
我和他之间没有男女之情，他对我也是一样，本来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共事，只是那荒唐无奈的岁月，把我困在这个心如死水的教士身边，真是一顿神奇的过往。他是我唯一可以作为聊天对象的人。
我有一次问到，约翰，你知道佛教吗？我觉得和基督教很像。
约翰来了兴致，滔滔不绝道，“有相似的地方，却也不尽相同。例如，佛教讲轮回，因果，业报，而基督教只有末日审判。佛教的罪孽仿佛无法通过忏悔抹去，总要以惩罚的方式消除，不是今生，就是来世，或是自己亲近的人身上”。
我到惊讶于他的渊博和透彻，接到，“那你觉得是佛教的方式好还是基督教的方式好呢？”。
他很为难，思考了好一会，才艰难的开口，“这不是我可以评价的”。
我说，“都不好。基督教徒犯了错，做了坏事，找神父忏悔就没事了，那不是间接鼓励人们作恶吗？佛教看似公平，可谁能知前生因，来世果？世人也看不见，只是臆想罢了。我十七岁家破人亡，自己挖自己的眼，刀山火海，千难万险，是因为我十六岁以前做了坏事受的惩罚吗？一个孩子能做什么滔天恶行呢？那就是我前世十恶不赦的报应了？”。
我有些激动，约翰也不好说什么，半天才试着安慰说，“现在想这些还有什么用？心中有信仰遇到苦难时毕竟好过一些”。这真是苍白无力却无法辩驳的说辞，信仰，其实是用来骗自己的。我没把这话说出来，因为太过分了。
约翰死后，他的葬礼一如生前一样朴素沉闷，匆匆结束。有时我心里不平静的时候，回去他的墓地看看，自言自语一番，他活着时和死了其实没什么分别，没有回应，只是个旁观者罢了。我有时也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