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王杨暕的质问很凌厉，充满了愤怒和杀机，而负责库藏的太府卿元文都也不示弱，据理力争。
他有责任保护齐王杨暕不受伤害，但无法控制齐王杨暕的野心，所以他不得不与韦氏结盟，同时又不得不想方设法遏制齐王杨暕实力的增长，以免其把野心变成现实，那后果就是一场失控的灾难。
元文都的理由是，大河两岸连续受灾，河南上百万灾民逃进豫州求生，这已经是事实了，而之前河南地方官员不但不进行赈灾救助，反而欺上罔下蓄意隐瞒受灾真相，导致河南乃至通济渠一线局势急剧恶化，以致于现在陷入了通济渠中断之危机。颖汝贵族官僚在竭尽全力救助河南灾民的同时，也把这一真相揭露于天下，这给了东都一记响亮耳光。东都有失察之罪，中央亦有失去民心之危，虽然皇帝和中枢东征归来后肯定要严惩河南地方官员，但对于东都来说，当前必须亡羊补牢，必须帮助颖汝地区的地方官府全力救助灾民，以挽回失去的民心，挽救中央损失的权威和弥补东都造成的过失。
现在东都要稳定地方局势了，要戡乱剿贼，倾尽全力支持，而之前东都受到河南地方官府的蒙蔽，置灾民生死于不顾，以致生灵涂炭。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东都对灾民置若罔闻，对以灾民为主的叛贼却要斩尽杀绝，这将给河南人带来何等剧烈的冲击？可以预见，东都和河南，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矛盾必将空前激烈，戡乱剿贼的前景极不乐观，所以，剿贼只是戡乱的手段之一，血腥杀戮并不能挽回民心，更不能稳定局势，而若想戡乱成功，必须从安抚上下功夫，这需要齐王杨暕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
因此，戡乱不需要调用两万大军，国库不会给也没有多余的钱财给两万大军提供剿贼用度。
齐王杨暕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施展抱负”的机会，好不容易抓住机会“杀”出了东都大大小小政治势力的重重包围，当然要竭尽全力，要把麾下的两万大军都带出去。再说了，大家都知道，通济渠战场实际上就是一个陷阱，有人要利用这场危机打倒齐王杨暕，而有人迫于政治利益上的需要不得不保护齐王杨暕，所以当初尚书都省迟迟拿不出戡乱决策。现在韦云起以一场大败揭露了通济渠危机真相，逼得尚书都省不得不做出出兵戡乱之决策，齐王杨暕以破釜沉舟之决心毅然跳进陷阱，非要背水一战，那么若想取胜，当然首先要保证有强悍的实力，而两万军队就是实力的保证。在这件事上齐王杨暕绝不妥协，带五千人跳通济渠陷阱，纯粹是找死。
元文都在东都政界德高望重，势力庞大，又是本朝第一财政大臣，权势倾天，在尚书都省的话语权非常重。如今皇帝和众多中枢重臣都不在，他在尚书都省虽然不能做到一言九鼎，但敢于与其针锋相对甚至强行压制者，却少之又少。
之前，元文都就坚决反对出兵戡乱，后来妥协了，支持韦云起出京巡查通济渠，他的目的是希望韦云起能迅速稳定通济渠一线局势，如此东都就主动了，形势许可就让齐王杨暕出京捞点戡乱的功劳，形势不许可，就坚决不让齐王杨暕出京，维持原状，也算保护了齐王杨暕，对上对下都好交代。
然而，韦云起以济水大败给了元文都一个大巴掌，让元文都颜面尽失，怒不可遏，但没办法，形势不由人，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同意出兵戡乱，只是这口恶气他岂能忍下？另外齐王杨暕到了通济渠战场，不论输赢，通济渠都有可能中断，而通济渠中断的后果实在可怕，元文都不得不把“恶人”做到底，竭尽所能控制齐王杨暕的野心，为此不惜牺牲齐王杨暕的利益，以此来换取试图利用这次机会打倒齐王杨暕的政治势力的妥协，保证通济渠始终畅通，保证东征战场不会出问题，保证中土整体利益不受损害。
元文都义无反顾地断绝了与韦氏的政治结盟，“勇敢”地站在了齐王杨暕的对立面，这使得东都的政治局势骤然复杂。以齐王杨暕为首的政治集团虽然赢得了尚书都省出兵戡乱的决策，但却陷入了众多政治势力的围攻，齐王杨暕出京的难度太大了，即便他有舍身赴死的决心，奈何许许多多的人出于各自利益需要，百般掣肘，导致他想死都死不成。
元文都的坚决态度就是“卡脖子”，事实上就是撕破脸了，但韦氏既然敢于公开打他的脸，当然对他的“反击”有所防备，岂能束手无策？
尚书台民部副长官，民部侍郎韦津，留守东都，代理民部尚书职权。韦津拍案而起，针对元文都的说辞，拿出了一系列数据，最后得出结论，根据民部的统计，现在国库肯定有充足的钱粮支持两万大军戡乱剿贼，但现在元文都说国库钱粮严重不足，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国库内部出了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是虚报数据就是贪赃枉法，总之已经危及到了国祚安危，要查，立即查。
尚书台有六部，民部负责财政、国库的统计和支调，是财政管理机构；而做为中央直属府署九寺之一的太府寺，主掌国家金帛和谷物，是保管出纳机构。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民部掌财物政令，太府掌仓储出纳。太府的出纳，必须根据民部下达的文书执行，而民部则凭太府寺的申报，审核其开支实数，以此来实现两者之间的制约和监督。但这样还不够，两者还有可能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