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护儿看来，西京肯定要出事，这是早有预兆的，也是当前政治格局所决定的，只要有合适的契机，西京肯定要对东都出手，置东都于死地，所以来护儿对这场风暴充满了悲观情绪。
西京本身不会出问题，关陇人自中土三分以来苦心经略关陇近百年，即便不是铁板一块，但只要关系到根本利益，关陇人肯定会搁置矛盾齐心协力，而这正是先帝执政后期改革停滞，圣主登基后与关陇人渐行渐远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的本质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不论蛋糕是否做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比例都要改变，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都要减损。关陇人正是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国力越发展，改革越深入，利益损失就越大。
关陇人统一了中土，理所当然享受中土统一的最大胜果，但随着统一后国力的高速发展，权力和财富的不断膨胀，如果继续按照统一初期的利益分配格局，关陇人就始终高居“食物链”的最顶端，形成一个庞大的直接控制国祚的“食利”集团，权力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它们手中，社会贫富分化会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会日益扩大，这直接危及到了统一大业和国祚稳定，所以必须进行改革，关陇人必须遏制自己无节制的贪婪，让度一部分利益给其他贵族集团，而整个统治阶层也让度一部分利益给平民。
人性本恶，贪婪更是难以遏制，关陇人建立了中土统一之大业，却成了中央集权改革的阻碍者。先帝在自己的执政后期，无法逾越关陇人的阻碍，一筹莫展，壮志未酬身先死。圣主登基后，“另辟蹊径”，以迁都洛阳来避开与关陇人这个改革最大阻碍的正面对抗，以政治中心的东移来赢得山东和江左两大贵族集团的支持，以两京对抗的政治格局来激化关陇人和山东人、江左人之间的矛盾，以建立上述三大政治优势来加快改革的进程。
然而，矛盾激化的后果是冲突剧烈，若有绝对威权的强力压制，或许能在碰撞中艰难但最终还是平稳地度过，反之，若没有绝对威权的压制，冲突会演变成动荡，动荡会演变成风暴，一旦风暴迭起，对威权形成了波浪式的冲击，甚至是海啸式的毁灭性冲击，则威权必将崩溃，而改革失去了威权这道“大堤”的保护，也必将随之崩溃。
以中央集权为目标的改革正是要建立绝对威权，但在改革没有完成之前，改革却需要绝对威权的保护，这就很矛盾了。先帝未能解决这个矛盾，改革就停滞了。圣主的权威远远不如先帝，而“另辟蹊径”的迁都之策又激化了矛盾，政治形势因此危急，激进改革举步维艰。关键时刻，裴世矩献上了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在国内已是死局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把破局之手伸到国外，以发动对外战争来转嫁国内危机，以开疆拓土来建立绝对威权，于是就有了西征。
西征对中土而言是开疆，对圣主而言是武功，但对境外诸虏而言，其解读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土西征灭了吐谷浑，代表中土统一后国力大发展，代表以圣主为首的新一代中土统治者的国策已经由“守疆”变成了“开疆”，中土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已经由“积极防御”变成了“全面进攻”，其给大漠北虏的冲击太强烈了，让大漠北虏陷入了生死危机当中，于是大漠北虏的生存战略立即做出了调整，由“消极防御”转变为“积极防御”，紧接着长城一线冲突频起，南北关系迅速恶化。
牵一发而动全身。大漠北虏的战略改变了，南北关系恶化了，中土的国防战略也随之做出调整，于是就有了东征。
东征对中土而言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可以炫耀国力和武力，证明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的正确性；可以威慑北虏，缓和汉虏矛盾，改善南北关系；可以开疆拓土，建立武功，巩固和加强威权；当然了，前提是东征要取得胜利。
然而，东征大败，匪夷所思的大败，而这场战争的失败，给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绝对威权以致命一击，于是所有被绝对威权强行压制的矛盾和冲突，全面爆发了，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发不可收拾。
绝对威权是根本，没有绝对威权，被无限吹大的美丽的泡泡就会破灭，而在改革没有完成，中央集权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建立绝对威权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动战争，在战争中建立武功，以武功来建立威权，于是圣主和他的支持者们根本就没有选择，只有发动第二次东征，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以第二次东征的胜利，来最大程度的挽救和弥补因第一次东征大败所造成的所有恶果，关闭潘多拉魔盒，让金色的阳光穿透阴霾，让绝对威权重新笼罩中土大地。
只是，一直被绝对威权强行压制的关陇人，一直被改革强行剥夺利益的保守势力，如今好不容易看到了“翻身”的希望，岂会放过眼前这个可以彻底击败圣主和摧毁改革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周法尚对西京不抱希望，来护儿更担心东都崩溃中土分裂，但没办法，做为圣主的支持者和改革阵营中的一员，不管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关键时刻他们都必须义无反顾的冲上去，就算“堵枪眼”舍身赴死也要一往无前，否则圣主倒了，改革毁了，他们也就身死族灭了。
“我们的目标就是黎阳。”来护儿看到周法尚情绪非常低沉，无从劝说，只能苦笑以对。
“黎阳是重要。”周法尚叹道，“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