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世矩极力劝谏圣主，但他的心情同样很恶劣。
裴世矩对封德彝通过他的“后门”向圣主呈递奏章的做法十分不满，虽然封德彝的确有把重要讯息第一时间告之他的意思，但告之机密的办法有很多种，而封德彝所采取的这种办法最不可取，有利用裴世矩的意思，没有为裴世矩考虑太多，一旦裴世矩处理不善，极有可能为裴世矩带来祸患，换句话说，封德彝用心险恶，试图用这种办法逼迫裴世矩不得不在东征决策上做出妥协，不得不从坚决反对继续东征到有条件地支持圣主把东征进行到底。
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原因就在于封德彝不但向裴世矩详述了上谷战局的变化和突发的博陵危机，而且还做出了白发贼可能就是当年榆林风暴那个关键人物的强烈暗示，明确且不加掩饰的再一次试探裴世矩对白发贼其人的态度，这就是得寸进尺了。
另外封德彝还在奏章中提到了叛贼李子雄，并言及杨恭道、韩世谔、周仲、虞柔、裴爽等参加杨玄感兵变的一干贵胄叛逆可能都藏身于白发贼帐下。
这个性质就严重了，牵扯面太大。如此大事，裴世矩公然“绕过”中枢直接奏报圣主，公开违背规则，中枢大臣们必然愤懑不平，而更严重的是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大理卿郑善果等涉事大臣虽然表面上只能保持沉默，但内心中必然极度怨恨裴世矩，误会裴世矩蓄意隐瞒，故意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正好双方在中枢中政治立场迥异，本来就有矛盾和冲突，于是裴世矩百嘴莫辩，这个落井下石打击对手的罪名算是背下了。
裴世矩不能成为众矢之的，不能得罪一大帮中枢大臣，毕竟此次西行使命重大，非常需要中枢的支持和配合，而就整个中外大势来说，目前中土处于危难时刻，国防和外交大战略都急需调整和修正，裴世矩做为主掌外交战略的中枢重臣，若想完成这一重任，同样离不开中枢的支持和配合，所以裴世矩被迫无奈，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主动向对手做出妥协和让步，以赢得对手的谅解，维持中枢内部的团结。但如此一来裴世矩等于背叛了同一阵营的“盟友”，无奈之下，裴世矩只能承认自己老眼昏花，一不小心中了对手的奸计，掉进了封德彝挖好的陷阱里，以此来求得盟友的谅解。
突然在政治上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裴世矩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好在他和封德彝不是一般的政治盟友，两人之间的合作也不是一次两次，所以裴世矩还是相信封德彝，认定封德彝不是故意“挖坑”陷害自己，而是用这种手段提醒自己，必须正确认识到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为顺利完成西行的使命和把外交战略及时调整到位，必须向对手做出必要的妥协。
裴世矩的妥协是圣主所需要的，圣主需要裴世矩支持他把东征进行下去，所以此刻裴世矩的主动让步，正好“讨好”了圣主。
中枢里的主战派也需要裴世矩的妥协，裴世矩是主掌外交事务，是中枢持“主和”立场的重要人物，是一面“大旗”，“大旗”倒戈了，“主战”之声也就能摧枯拉朽般席卷中枢了。
另外随着杨玄感迅速败亡，东都危机结束，政治清算即将开始，两京政治斗争风暴呼啸而至，此刻中枢里的保守力量急需缓和与改革派之间的激烈矛盾，以最大程度地维护西京利益。纳言苏威做为中枢保守派的“领袖”，理所当然需要一个缓和矛盾的契机，正好纳言苏威在未来决策上也是持“主和”立场，因此裴世矩的妥协，恰好就给了苏威这样一个契机，我可以放弃“主和”支持你继续东征，不过前提是你必须把政治清算控制在一个恰当范围内，不要损害到西京的政治利益。
裴世矩名义上是劝谏，实际上就是向圣主表达他对目前国内形势的乐观态度，而东征若想继续下去，尚需外部形势的配合，外部形势如何走向则取决于东、西两部突厥与中土的关系。裴世矩有信心巩固和加深与西突厥之间的结盟，迅速扭转和稳定西土局势，而东。突厥这边因为北疆镇戍力量严重不足，仅靠外交手段事实上难以改善南北关系，即便中土妥协让步也不会有太大成果，当务之急是巩固和加强北疆镇戍力量，唯有如此才能缓和紧张的南北关系，给继续东征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圣主一听心情大好。在中枢核心决策层，继续东征的最大阻力就来自苏威和裴世矩。苏威好办，杨玄感败亡，东都危机结束，圣主和中枢就能以政治清算来胁迫西京做出妥协，苏威最终只能放弃“主和”。这样最后就剩下裴世矩了，虽然裴世矩西行需要时间，或许来年春天都未必能返回东都，但做为在外交事务上最具权威的中枢重臣，他的支持至关重要，这不仅意味着他对未来形势的看法乐观了，可以影响到一大片中枢大臣，而且他还有了把东征进行到底的动力，而这个动力足以保证裴世矩不会在西行一事上“消极怠工”或者以西土危局来要挟中枢放弃东征，相反，他会积极完成西行使命以确保东征的成功。
深夜，圣主急召中枢重臣，再议北疆局势，但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有数，就是商议东征的决策。
初四日圣主曾召集中枢重臣们讨论过北疆局势，为巩固和加强镇戍力量，做出了在适当时间进行人事调整的决策。何谓适当时间？“主战”和“主和”派争执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