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居于沿海十几个市舶司城市之，虽然昭宗时期泉州市舶司成为后起之秀，势头逼人，但广州仍然占据龙头位置，州城的繁华和人户之众不逊于扬州，仅官府设置的蕃坊，就有过三十万户蕃商，其中有西洋来的大食和波斯商人，也有来自南洋的满剌加、三佛齐和林邑、暹罗、细兰等国的商人，每日进出海港的蕃商不计其数，而瘟疫就是从蕃坊中爆并传开的。
沈清猗一行抵达广州时，广州四城已经封锁，但因为个中的一些原因，当城门封锁时已经有一部分士庶百姓逃了出去，虽然岭南东道观察使会同本道防御使立即向境内诸州刺史和几个折冲府下咨文封锁干道捉拿逃逸者，但岭南山多林密，小道秘径极多，逃离的百姓很难全部堵住，这就埋下了瘟疫向外扩散的隐患。
然而观察使衙门和广州刺史府已经顾不得外面的隐患了，因为广州城内的疫情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了：全城有三分之二的坊区都出现了疫情，短短几日内疫民已经三四万人，而且每日都在增加中，包括官府的官吏和广州折冲府的府兵都隔离了一半，看守隔离区的人手严重不足，不得不从潮、惠、连等州的折冲府调兵入城。但府兵们宁愿上战场也不愿意去疫地去，即使防御使衙门下达了调兵令，不得违抗，折冲府也以设立防疫关卡守御本州为由，只派遣了二三十员兵丁过来，还是挑拣的那些平日不服从命令的桀骜家伙或偷懒耍滑的人物，自然心怀怨言。广州城在兵力单薄的情况下，依靠军士弓弩射杀了几百人才震住暴动的人群，但在血腥镇压下面却是汹涌的暗潮，无论是关押隔离的百姓，还是负责看守的府兵衙役，心里都怀着恐惧或怨愤，绝望的死气已经在蔓延，当绝望到极点时，就有可能如山洪冲堤般摧毁一切。
岭南东道观察使崔延陵累得病不能理事，两位观察副使一人染疫暴卒，一人必须驻守城外，不能让三位行政长2官都困在疫城里，于是广州疫情的重任都压在了广州刺史虞廷芳的身上。
崔延陵尚未病的时候，身为甲姓博陵崔氏的家主，还能震得住场面，但乙姓出身的虞廷芳在威慑力方面就不及崔延陵了，尤其是城中有不少的甲姓戚属，暗地里搅风搅雨，给虞廷芳施加压力，威逼放“康健士人”出城，虞廷芳怎敢放人？谁知道疫病的潜伏期有多久，这些目前康健的权贵是不是真的没有带疫？更关键的是，放出一人就等于开了口子，怎么压伏得了城中人心？本就暴躁欲起的暗潮很可能就会如山洪般“轰”的倾泻。虞廷芳宁可顶住压力，得罪城中所有权贵，也不敢放开这个口子。但他能横下心当铁门杠，却抵不住手下人的蠢蠢欲动，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人串通城门官夜里偷摸出去，那时引的后果就不堪设想。
虞廷芳在这内外压力下，短短几日内头就白了一半，瘦了十几斤下去，恨不得也如崔延陵般累得躺下去。但他再累也得撑着，一躺下去，广州就完了，人群冲出去岭南道也就完了，甚至祸害到邻近道……这后果虞氏担不起！
虞廷芳已做了最坏的打算，用吊篮给驻守城外的观察副使宋继登去了密信：出去一人，射杀一人，勿论出身。
当沈清猗一行抵达广州城外时，便见营帐一座连一座，整个岭南东道三分之二的府兵都调集在这里，还有临时征调的僮丁，手持弓弩来回巡弋，封锁了广州城。而城下已经染了血，暗红的血渍让城外的官兵都也如城头上的官兵一样，沉抑得如同压了石头。宋继登在城外也如虞廷芳般，饱受压力：这前面的人还只是派出来试水的，身份不贵重，杀了也就杀了，但若虞廷芳压不住，城内权贵联合起来暴动，打开城门冲出来，他真能横下心全部射杀吗？无论杀或放，他的仕途都是毁灭。
宋继登搁在枕边的密匣中已经锁了一摞纸条，都是城中权贵递出来的：陇西李、兰陵萧、清河崔、河东裴、陈郡谢、吴郡张、京兆杜、范阳卢、琅琊王……除了博陵崔氏因为崔延陵的缘故没有递条外，二十二家甲姓，包括皇族宗室在内，就像二十二座大山，压在了他头上。他急切盼望着朝廷接到呈报后立刻派有分量的使臣过来，责任和压力，都有人分担。
所以扬州一行人带着誊抄的诏旨和沈纶的签令过来，简直是天降甘霖，救人水火，宋继登和虞廷芳都忍不住飚泪了，心里直道天不弃我也。
虽然钦命使臣沈纶没有亲赴广州，来者最高官职只是太医丞，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瘟疫有治了！——什么重要的大臣也不及这个。
这个好消息立即被刺史府敲锣打鼓的告知城内四方，被绝望和死气笼罩的广州城顿时拂入春风，重新滋生出了生机，人们濒临崩溃的堤防又重新筑起了大坝，暴动的危机暂时消解了。
但好景不长，没几日，广州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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