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船在向广州驶去。
舱内，帝国陛下和文天祥仍在看那张挂图，可他们两人也都沉默无语。
高桂的脸上有着迟疑，也许是实在忍不住了，他终于开口问道：“陛下，末将不解，何以要将我禁军的动向告知哪个史格？”
身为参谋院副使的高桂，眼下的职责其实很重。在张世杰坐镇前方的情况下，尽管目前是刘师勇代总使，掌管着整个参谋院，但刘老大毕竟是水师将领，所以，禁军步军行动的所有筹划，就主要落到他身上。
事实上，对于陛下把禁军以后的总体谋划拿来作为与史格的二次论题，高桂内心里是强烈反对的。这自然是由于他认为，即使不全讲，这也很可能会泄漏军机。
然而，陛下在乱来也就算了，反正他是陛下，反正他胆子大。可竟然连文天祥这个兵部尚书也不认为有何不妥，这就真的让他无语了。
他也不是没有在事先安慰过自己：或许在这样一个“论决”当中，同样也能探听到点对方可能有的应对呢？
现在，“论”是“论”过了，别人却根本没说什么，这就愈发让他不解。
这个从不肯吃亏、喜欢占便宜的陛下，再加上个脑袋瓜子贼聪明的状元公，真的是做了一件傻事？
听了高桂的疑惑，帝国陛下与文天祥相互看了一眼。
随即由宋瑞开了口：
“高将军，陛下此次与史格的再论，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证实一事。即，是否北朝之中真的无人能知他们的军力实情？”
高桂一怔。
好么，居心叵测啊，如此之事，竟然连自己这个参谋院副使都瞒着。
但文天祥这个兵部尚书的说辞也使他愈加困惑。
宋瑞已接着解释：“自军情司设立以来，杜贵卿的首要职责之一，即为查明北朝的军力实情。”
“然而，真正的实情却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无论杜贵卿如何想方设法，亦或是督军司通过审讯战俘，从未能查明北朝军力的真相，更无人能得知鞑子兵的数量。甚至是一些战俘中的将领，他们也全都不知。军情司过去报给兵部、参谋院的北元军力数目，实为一种估算。”
高桂、包括边上的张德是真怔住了。因为据过去军情司所报，北朝总兵力约五十万，鞑子兵和探马赤军约二十万，其余均为汉军。可谁曾想，这其中竟然颇有不实之处。
宋瑞眼中也有了复杂之se。
“陛下认为，史格之父史天泽，曾在北朝为相。如果连他也不知道其中的实情，那就说明，北朝不仅始终没有完全信任这些汉军将领，而且他们还在刻意地隐瞒着什么。”
高桂与张德等人忽然一震，他们一同看向了陛下。
他们的陛下却仍然不语。
东这个狡诈之徒不惜抛出参谋院的部分谋划，甚至整个帝**力的一些家底，的确只是为了从史格嘴里套一句话，或者说是证实一件事。而这件事，其实是《元史》中的如下一条记载：
“（元代）以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虽枢密近臣职专军旅者，惟长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整个元代，它所拥有的总兵力是国家最高机密，整个朝廷之中，除皇帝之外，只有掌管军事的枢密院长官才能知道。汉臣、包括其它的大臣从来不可能得知。甚至到了整个王朝结束了，它仍然对世人是一个谜。
东对这个记载一直极感兴趣，因为在他的看法里面，这其中颇有蹊跷。
我们说，蒙古帝国在军力上的极盛，应当是在成吉思汗时期。这时候的草原大漠已经被他混一，而部民中的男子，全成为了他这个大汗的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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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的“兵牧合一”，从兵制上讲，其实比汉、唐更严酷。《元史》中的记载是：
“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曰渐丁军。”
用后世的话来解释，则是：草原之民中的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以十人为一编组，全都为兵。平ri放牧，战时则上马战斗。
以这个时代中原百姓生活相对之稳定，“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当草原之民男子中的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无论多寡，全都需要服兵役时，说他们一生死在兵役之上，并不夸张。甚至男孩仍年幼时，就注定了这个命运，因为他们已经被编为了“渐丁军”。
如果凭上述记载来推断，在草原上拉一支十几万，甚至是二、三十万人的大军并不难。《汉书》上就曾确切记载，当时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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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成吉思汗临死前，他留下来的本部之兵不满十三万人（“太祖临崩，部兵十二万九千人，……”）。
在东私下里的判断中，蒙古帝国最盛时所拥有的草原之兵，即使加上后来扩张中部族的吞并，恐怕总数上也不会超过二十万。
因为撇开人口本身的稀少不讲，单从人的寿命来看，这时代游牧民族的生存、医疗条件之差，已经决定了他们的人均寿命不可能高出中原百姓，就是婴儿的出生率、存活率也低。
这实际上就是游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