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
绵延的军帐，壁垒般的大营。
伯颜骑在马上，望着不远处的那座城池，脸色既十分阴沉，又仿佛在想什么。而周围的元军将领则大气也不敢出，生怕惹怒了这位主将大人。
不过有人还是能被伯颜另眼相看的。良久没有开口的他就问道：
“士选，你怎样看?”
众将之中的董士选应声上前。
“回大人的话，末将以为，城中之人是在困兽犹斗。”
听了他所言，伯颜再度沉默。又过了片刻，他才接着问道：
“若依你，如何取之？”
这回董士选稍微迟疑了一下。他的迟疑是不想给伯颜留下自己畏战、避战的想法，但他随后还是答道：
“攻城之法，上佳莫过于围三阙一，迫敌离城，然后野战歼之，城池自然可下。次者绝其援道，围而困之，再图取之。”
伯颜对董士选的另眼相看，自然是由于董文炳的缘故，他当然也知道董士选的所言不虚。但他之所以向董士选问话，更多的是身为主将者，在遇到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被迫要改变既定计划，心中仍有一丝犹疑时，通过和其他人的交流，以助其坚定决心罢了。
和林战后，在与大汗和安童的密议中，伯颜意识到了这样一件事，那就是：
尽管自己也不是没在留意，但身处西北的自己，还是低估了朝廷面临的南方危机严重性。
这个严重性就在于，自临安的宋室在琼州死灰复燃后，趁着北元内乱、无暇南顾之机，他们已不断壮大，不仅在南方站住了脚，现在更在事实上与北元重新形成了南北对峙之局。虽然从总体层面上看，北元帝国仍然占优，但双方的实力差距却在不断缩小。
而更为可虑的是，正由于前段时间为了应付西北的危机，北元在东南地区的力量相对来说就较为薄弱，给了对方以可乘之机。这种情况一旦继续发展下去，双方的主动权就会易手。
伯颜是明白的，北元今日所面临的局面，自己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自己当年在临安没有让宋室的益王、广王逃脱，也就不会有如今之事。因此他立刻向大汗请罪：
“今日之事，实为臣的过错。”
忽必烈则显得很大度：
“这不过就是朝廷前段时间有乃颜、海都为乱，赵昰小儿在乘机落井下石罢了。爱卿不必自责。”
忽必烈的大度，是他自己同样清楚，当初宋室余孽还未剿尽，自己就将南征大军招回，于是才有了今日的死灰复燃，这事并不能全怨伯颜。
他内心里更知道的是，无论怎样，他都必须首先对付阿里不哥、昔里吉等人，根本没有别的选择。真的要怨，还是要怨那几个草原大漠上不知天高地厚的“竖子”。
何况在此用人之际，实也不能对伯颜多有怪责。
但他说归这样说，无论是伯颜、还是安童，却都不能不有所表示。
伯颜就说道：
“大汗仁慈，臣内心难安。”
而安童虽在朝廷中不掌军事，且灭宋之时，他本人还被扣押在草原大漠上。可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他知道，为人臣者，理当为君分忧。故此他也说道：
“臣不能为陛下分忧，臣实有过。”
听了他们的答话，忽必烈摆了摆手，神情则有些怅然。
忽必烈没有将责任推卸、或者怪罪到伯颜和安童身上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近来常常想起另一个人。这人就是他曾经的大兄董文炳。
因为在忽必烈看来，尽管当年自己把南征大军的招回显得有点仓促，可慧目如炬的董文炳，也远在十多年之前就提醒过自己，西北乃腹心之患。他临终前给自己上的最后一道奏章，尽管只有寥寥的两句话，可背后的意思，无疑是希望自己能早日解决。如果自己当初能听他的，当机立断，怕是也就不会有眼下的局面了吧？可惜的是，很多事情就没有如果。
忽必烈内心里的有些所想，自不会都在伯颜和安童面前提起。这也不是他在此召见安童和伯颜的目的。所以，收起了思绪的他很快就说道：
“现今草原上的诸事均已平定，故此朕决意，立刻整顿兵马，转兵向南，收拾赵昰这个小儿。”
他看着伯颜。
“只是伯颜，朕又要劳烦你了。”
伯颜则毫不迟疑地一躬身。
“大汗所命，臣责无旁贷。”
忽必烈如此的迫不及待，是他清楚的知道，有些事必须要自己来解决，可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这也正是他驾临草原的另一重要原因。
让他更无法忍耐的是，自赵昰于琼州崛起以来，在他和这个小儿的交锋当中，他屡屡落到下风。或许在此期间如果没有乃颜、海都等人的“干扰”，他可能心理上还能平和些，但当赵昰一而再，再而三的“落井下石”时，他心中的怒火就真的无法抑制了。
他的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伯颜。
因为不同于其他人，伯颜并没有被某人的庞大计划所吓倒，相反，在他看来，这个谋划不是不能破解。只要北元集中力量击破襄阳的当面之敌，顺流而下的元军，将直接威胁沿运河前出的宋军后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了迅速后撤，根本没有任何其它选择。
事实上，有着当年领军南下经历的伯颜，的确更倾向于从荆襄下手。因为他还认为，如果首先击破了荆襄之敌，再顺流而下灭掉东南宋军，赵昰小儿前些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