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秀夫仍在看着手中的一叠文稿，他看得是那么仔细，以至于赵樵抿了抿自己的嘴唇，将嘴边上的话咽到肚子里。
6秀夫此时正看的文稿，其实有个名目，即“官制格目”。它在唐代又被称为《六典》，是唐玄宗命人所著，里面的主要内容，是朝廷官职和官制的设置。
这个“官制格目”就是赵樵和他的吏部一直在忙的事之一，因为它涉及到朝廷官职、官制的最终确定。
当初行朝在琼州时，由于某人的缘故，曾于景炎五年推行过“改制”。但这个改制，说是模仿汉制，还不如说更多地借鉴了隋制。因为只有隋朝，才是历史上既采用了“郡县制”、又使用了“三省六部制”的朝代。唐和唐以后、包括大宋的官制，都是在隋制基础上改变的。
行朝当时的做法，实际上也就是在朝廷地方结构的“路、州、县”sān_jí中，简单地舍弃了“路”这一级。
并且虽然开始时有人对此反对，可随着行朝不断地扩张、地盘的扩大，反对的声音很快就销声匿迹，因为官员的缺口这时已经暴露出来。
汉制的确最简单，可西汉哀帝年间，天下的官吏仍有一十三万二百八十五人。假如这时候还采用路、州、县sān_jí制，行朝原有的官员根本就不符所需。
事实上，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各郡县，后来好多官员所做的事，已经等同于身兼数职。
所以，这个所谓的“改制”之后也就被所有的人认可，事情似乎到此为止。
但至少6秀夫和文天祥两人都知道，当初的改制仅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结束。因为某人其实没有停止这件事，只是暂时转变了方向而已。
朝廷有文武，官职、官制自然分为两大块：文职和武职。
因此在他们两人私下的探讨中，兵部之后的一系列变动，固然可以视作是朝廷在强化军事，可换个角度来看，它同样在这过程中理清了朝廷里的“武职”。这就说明，某人对此事的打算，仍然是在“文武分治”的大原则下，先武后文。
6秀夫、文天祥当然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大宋过去从官职、到官制都很混乱，早在真宗、仁宗年间，朝廷里就有改革的呼声。神宗元丰改制期间，也曾依据《唐六典》梳理过一次，所谓的“三司”就是在那时候重归于户部。可随后朝廷的官制又开始变得混乱，冗官越来越多，尤其是南渡之后。
尽管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这点，并且也有人曾经在朝廷中提出过相关的建议，但终因牵涉面太大，最后全不了了之。
他们两人在探讨时同样都认为：如要改变朝廷过去的状况，眼下的确是最佳时机，因为行朝的整个框架等于是在重建。
宋瑞是在景炎十四年离开的朝廷，去经略西南。不过就在他走之前，某人已经开始露出了一些此事的端倪：户部遭到了他的拆分，变成了财部和民部。
而6秀夫随后更清楚的是：这个改制，在景炎十九年的下半年之前会定下来。
不提他“好学生”下的旨意，就是他这个当老师的也知道，那时候太学里的第一批学子就会毕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是进入朝廷，就是会被派往各地。如果想再改制，只能在此之前，不能在那之后，否则会变得越来越麻烦。
其实在擅长朝政的6秀夫眼里，恢复大宋应有的官制原本也并不复杂。因为历朝历代的官职、官制，无论是采用秦汉之制，还是使用自隋朝开始的“三省六部”制，其主体框架上，都遵循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上下相应”。
比如秦制，朝廷里是三公九卿，“郡”相应的则是郡守、郡尉和监郡御史。郡守之下，则是郡丞和一些佐吏。
“县”基本上和“郡”一样，有县令和县尉，只是没有“监御史”。在“县”的下面，开始时是十里为一亭，设有亭长；十亭为一乡，乡里有三老、啬夫、游徼等人。其中三老掌教化；啬夫管诉讼、征收赋税；游徼巡查治安防范贼盗。
汉初的丞相萧何，之前就是县里的一个小吏；而刘邦的亭长，实际上是秦制中最小的一个官。秦代所谓的“里”，也就相当于后世的村长。
汉承秦制，却废掉了秦制中的“监郡御史”，改为由朝廷不定期派出巡视各地的“刺史”，这个“刺史”在汉末，就变成了“州牧”。
所以，某人让御史台在各郡设立御史院，在6秀夫看来，也就是恢复了秦制中的监郡御史。
到了隋朝，施行了“三省六部”制后，作为对“六部之制”一种对应，原则上就变成了“郡、县有六曹，”或者“郡有六曹，县有六案。”
当然，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无论郡、还是县，编制上多少会有一定的伸缩。也就是在有些郡和县，某些“曹”或“案”未必会设。
6秀夫原本认为，只要真得有决心，大宋过去官职、官制上的混乱并非不能扭转，毕竟朝廷在神宗先帝元丰年间就曾做到过。
但他后来现，某人的目的既不是恢复秦汉之制，也不是隋、唐旧制，而是要在理清朝廷各部职责的基础上，重新订立朝廷的官制和官职。这事就变大了，也变得更复杂了。他的好学生还真不愧是众人嘴里的野心勃勃、胆大包天之主。
6秀夫和赵樵是于景炎十六年的年初开始收到相关旨意的，其中的第一个就是：“理清朝廷各部的职责，在此基础上重订朝廷的官制。”
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