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做过鸡吗？“
“当然做过。”
“什么时候？”
“上星期五。”
“味道怎么样？”
“味道不太好，我老公和我儿子都不怎么爱吃，全让我一个人吃了。”
高峰期公交车里的人密密麻麻的就像是装在一个密封大罐里相互依靠相互缠绕的大虫，狂挤，憋闷，让人窒息。我庆幸自己是从起始站上的车，在车厢最后一排的靠窗处捞到了一个座位，车厢里拥挤的人群让我得到了短暂的心理平衡，感觉自己也不是处处低人一等也有优越的时候。我惬意悠闲地望着窗外，幸灾乐祸般地欣赏着那一排排一辆辆的小铁虫焦急地停在原地，偶尔艰难地前行几步。一名路怒族似乎已经接近崩溃，疯狂地按着喇叭，刺耳的喇叭声划破天空，但起不到丝毫作用，小铁虫们依然我行我素不紧不慢缓缓前行。
“你做过鸡吗”邻座两位中年女人的谈话把我吓了一跳，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肆无忌惮？即便是我的睡友关娜也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她的闺蜜提出如此不堪入耳的问题。
“当然做过。”哇塞，另外一个女人回答简直把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太勇敢了，思维也太前卫了？当我听到下面的几句，不得不为我的猥琐、下流和龌龊感到自惭形秽，且羞愧得无地自容。
两个女人的谈话仍在继续：
“喂，你二舅家的那个闺女找上没有？“
“还在挑。”
“多大了？”
“三十。”
“喂，你说我二哥他们家的明有戏没？小伙儿长得多帅。“
“长得帅顶个屁用？有钱吗？有房吗？有车吗？”
“他要是什么都有何至于拖到三十多岁？早成家了，孩子都上小学了。我二哥家穷也是他自找的。那人太倔。胆儿又小，不善交际。当初他是有机会贪的，不敢。现在想贪也没机会了。“
“你二哥退休以后现在干嘛？”
“保安。”
“你二嫂呢？”
“保洁。”
“明现在干什么？”
“跑保险。”
“全都是三保公司的？也太惨了点吧？这跟进了中大集团有什么区别？”
“中大集团是干什么的？”
“所谓中大就是集团里的员工岗位中间都带一个大字，譬如看大门、扫大街、掏大粪、抡大锤、扛大包、唱大戏和撞大运。最惨的是撞大运，那帮炒股买彩票的人把一生的积蓄都赔光了，太惨了。有些人活不下去想自杀，可思前想后还是觉得，听说墓地的价格又翻翻儿了。“
两个女人略带调侃没心没肺的谈话使我稍微渐好的心情瞬时跌入谷底，仿佛她们两个谈论的那个“明”指的就是我。眼瞅着奔三十了，一事无成。要钱没钱，要房没房，更别提买个小铁虫了，买了停都不知道往哪儿停。二十七、八岁的人了，连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都没有，靠卖唱为生，而卖唱的职业路上也是荆棘遍布。这个月我已经连续被两家酒吧炒了鱿鱼，半年之内被炒六次鱿鱼，谁受得了这一连串的打击？可我承受了。不承受又能怎么样？生活还是要继续。
“鼓楼到了。乘客从中门下车，下车请刷卡。”
我背着吉他提着音箱挤下公交，走进眼袋斜街，奔后海寻找新的工作。北京后海，又名什刹海。说是海，面积比南京的玄武湖不知要小多少倍。海的四周布满明清建筑，大多还是木制结构。游客们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川流不息。由于是下午六点多钟，酒吧虽开着门，但大都空着，客人稀疏进入，一般到了晚上八点才开始逐渐座无虚席，晚上十点各个酒吧相继进入。现在穿梭在后海的人群大多数是游客而不是食客。
走过银锭桥，我开始像那些搞营销的人扫楼一样挨家挨户去询问：“您好，请问你们这儿招聘歌手吗？”
很多人懒得说话，不是摇头就是摆手。也不知道他们的摇头和摆手是在表明“不知道”还是“不需要”。毕竟被咨询的人有的也不是什么老板，老板这个点儿还不一定在哪儿喝酒呢。一般我工作过的酒吧我就不再进去问了，好马不吃回头草，被人家解雇还去问，人家会认为我脑子有毛病呢。
走到尽头，无一收获。我甚至连经营烤鸭的全聚德都不想放过。尽管我之前问过几次他们需不需要歌手，碰壁后仍不死心，万一人家改主意了呢。
走出前海，我在荷花市场门前附近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打开吉他包取出吉他，架好麦克风，插好音箱线，从兜里掏出几张皱皱巴巴五元、十元、一元不等的人民币扔进吉他包里开始工作。沿街卖艺我早已轻车熟路，最初到后海打工就是从沿街卖艺开始的，也正因为如此才得到酒吧老板的赏识和聘用。今天能不能撞上大运被某个酒吧老板相中？我不知道，但只有去做，才能知道结果是什么。
在我看来街头卖唱和在酒吧唱歌从人格上讲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在酒吧唱歌相比之下有那么一点点安全感，不会被随时不知从哪儿冒出的城管驱赶、恫吓和威胁。但街头卖唱的好处是自由的，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不会出现酒吧客人点歌而我不会唱的尴尬场面。
倘若政府取缔“禁止沿街卖艺”的禁令，该有多好？我每天的收入绝不亚于那些白领。可现在唱首歌也得提心吊胆，生怕不知从哪儿冒出的城管、警察和保安找麻烦。其实是我们这些不懂规矩的底层人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