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下来之后。容闳还好，到处溜达四处看，观看江南地区在精武军统治下的新变化，越看越兴奋，并且激发了心中的那份改天换地的热血。
王韬则不同，他加入精武军比较早，这些变化早就知道了，现在他拉人拉上了瘾，或者说炫耀上了瘾。成了官迷，就借口身份太低不好拉人，想要个大官。
结果李永吉就给了他一个外务大臣的位子，主要职能就是跟洋人打交道。同时也方便他拉拢懂洋务的人进精武军。
实际上，外务大臣就是个唬人的位子，看起来很牛，实际上权力有限。真算起来的话，性质跟猎头公司差不多。
毕竟真的跟洋人打交道的话，洋人都是直接找李永吉。是不会去找什么王韬的，所以外务大臣真正的作用，就是拉懂得洋务的中国人进来而已。
也就是说李永吉给了王韬一个新官位跟一个编制，至于他这个外务大臣手底下到底能有多少人可用，那就得靠他自己去拉人头了。
他拉的人越多，部门自然就越强，经费要的就越多，当然了，也不是随便拉人，他拉的人还得经过李永吉过目，李永吉认可了才可以让他在王韬手底下当差，才能给外务大臣所属的外务部拨经费，给这些员工发薪水，这倒是跟后世保险公司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给了王韬一个外务大臣外，李永吉还给容闳一个科教大臣的位子，当然这也是个空壳编制，还没有实际的权力。他要想把空壳官变实权官，也得跟王韬一样，自己去拉人，自己去充实这个部门，人员给李永吉考察过目之后，然后才能正式进入编制吃公家饭。
之所以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搞成好像保险拉人头这样的情况，也是没有办法。
实际上，现在的江南地区都是草创，军队还好，但政务方面因为打破了原有的官僚体系，新的官僚体系还没建立，正处在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在李永吉不吭声拍板的情况下，大家都没有头绪。
李永吉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大量合格的行政人才，这个合格，主要是指能理解西方政治体制的行政人才，但在1860年的晚清，这样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就算是有极个别合适的，人数太少，也形不成气候。
这种情况下，李永吉又不想走换汤不换药的老路，继续用原有的守旧士绅做官，所以才提拔商人出来，搞成这种地方自治，小政府大社会的形势，让大家在学习中进步。
不过，目前的地方政权虽然松散无序，可军队却牢牢把握在李永吉手中，而且也早早就派出精干人员，帮助地方建立起了地方警察部队，再加上精武军自己的财政方面不成问题，所以政府再怎么没经验，也不会有问题。
简单点说，只要李永吉手里不缺钱，军队跟警察不乱，地方就不会乱。
其实这种地方自治式的地方政府也有好处，那就是留下了充足的学习与修改空间，这期间可以让那些李永吉特意提拔上来的商人有个缓冲的过程，学习下如何做官，如何平衡做官与经商之间的关系，为将来建立真正的现代化地方政府做准备。
在李永吉的设想中，未来地方政府的官员们，都要让无地或者少地的中小商人来担当，不再让那些大地主大士绅去当官了。
此时的晚清商人还有那些懂洋务的买办阶层虽然也很软弱，而且问题多多，但相比旧官僚来说，优势还是明显的，起码可以真正懂得开眼看世界，而且软弱才不会顶牛，一个软弱的地方政府，对强权人物来说才是最合适的。
谈论王韬的这两个年轻人。都是来历不凡，其中那个不戴眼镜的就是容闳，正是目前江南地区的科教大臣。
那名戴眼镜的人叫黄宽，是容闳自己拉来的人头，不，手下。
黄宽这人虽然在另外一个时空的名气不如容闳，但实际上也是个超级牛人，因为他是晚清时代第一个留学英国，并且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黄宽跟容闳一样，都曾经一起留学美国。一起就读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当过一阵同学。
后来，他们两个一起毕业，容闳考上了美国耶鲁大学，而这黄宽呢，却考上了英国的爱丁堡大学。
黄宽考上，后来又改读医学，分别获得了文学学士跟医学学士的学位。再后来他继续学习，终于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堪称是当代第一位拿到英国博士的中国人。
后来，1857年的时候。黄宽曾经回到中国，先在香港从医并兼任传教士，但因为受到排挤，辞去了职务。来到广州惠爱医馆行医，不但医术高明，也很有管理才能。把惠爱医馆办的蒸蒸日上。
不过，他再怎么医术高明，管理高超，毕竟是个华人，在洋人为主的地方处处受到排挤，这让他心中一直很郁闷，一直想自己出去单干，可惜一直手头缺钱，不能成行。
这时候，容闳忽然来信找他，说大家好久不见，十分想念，请他过来聚一聚，费用方面不用担心，你只需要付盘缠，吃住我包了。
黄宽刚开始也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最近有些气闷，就觉得去跟老朋友老同学聚一聚也不错，所以就从广州去了上海，结果一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