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进入公元1860年12月，就在中华帝国实施所谓中华新政半个月的时候，第一波北方的冷空气过早的降临，让整个江南早早的就下了一场稀稀拉拉的初雪，而与这场初雪一起来临的，则是民间士子的一股反对新政的风潮。
这股风潮的源头，就是高中考试跟公务员考试的内容跟传统考试内容格格不入，里面加了很多数学题、常识题以及历史题，真正的四书五经反而很少很少，这让大多数老一辈的士子完全不能适应。
不能适应的意思，就是考不了高分，考不了高分，就当不了官，当不了官就没有特权，没有特权，就没有好工作，好收入，好生活，所以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天气变冷之后，这些不得志士子积压的不满也终于到了一个临界点，开始私下聚集，公然批评新政起来。
在这些私下聚集的所谓睿智大儒看来，中华帝国新政府搞的这些新官制不伦不类，不中不洋，完全是乱政。
当然，他们不敢把评论的矛头指向皇帝，也不敢说首相的坏话，所以就把矛头指向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尤其是李永昌的幕僚班子，也就是所谓的首相幕？万？书？吧？.b.府成员。在这其中，伍廷芳因为年轻，出身洋派，加上又是重要的首相幕府行走，被攻击的就尤其厉害。
这些人也很聪明，攻击的主要方向从来不说内务府的事儿，但对其他体制都是贬斥的一塌糊涂，而且他们还拉帮结派，到处在公众场合批评政府，一副敢为天下先的态势，结果还真的遭到了很多人的颂扬。
其实这些人之所以胆子这么大，也跟当前的舆论大环境空前宽松有关。相比清廷，中华帝国对舆论方面。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舆论方面从来都是管制很松，基本上是一种言论无罪的态度，这才让那些知识分子能够畅所欲言。
这些反对新政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不适应新政的老派儒生，之所以攻击这么猛烈，其实也有反戈一击的意图，本质上是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说不定就死中求活，总比在新政体下的没希望要好的多。
这种事情当然会引起政府的注意，本来首相府的幕僚们都主张强制抓捕的，但李永昌却一力反对。反对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知识分子。简单说，正是因为李永昌对知识分子的过于放纵，加上李永吉又不注意这块儿，才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大反弹，要不然，如果一早就实行清朝初期的那些政策，甚至玩一把文字狱的话，就根本没有这些反对声音了。
原本这些事情，李永吉是没空操心的。他现在正一门心思忙军队整编的事情，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英法俄三国干涉。
因为就在苏州下第一场初雪的五天前，漫长的中英法俄四国谈判终于以全面破裂告终，俄国使者也正式的对中国递交了宣战书。从此中华帝国跟俄国就算是进入战争状态了。
所以说，在这个紧要关口，李永吉才没空理会国内的这些破事儿呢，反正经济改革并没有什么问题。不但国债全部发行一空，新钞票的发行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在不过分影响物价的前提下。让帝国政府财政完全呈现一种过分盈余的情况。
在李永吉看来，国家只要财政没问题，军队没问题，其他一切都是小问题。
但是，当知识分子发展到聚集了上万读书人，集体在永华宫前跪地请愿，搞了一出公车上书的时候，就由不得李永吉不重视了。
因为事情的严重性，李永吉只能暂时离开虎丘大本营，重新回到了永华宫，去处理这个所谓公车上书事件。
说实话，对这个上万人集体跪地请愿的所谓公车上书，李永吉是有些头疼，也接受了他们的代表递交的提议，但这些提议在李永吉看来，完全是毫无用处。
因为这些人的提议看起来头头是道，但其实都是泛泛而言，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很少有真正抓住要点的，也没什么建设性意见，对政策的改进毫无用处不说，甚至很多内容都是在开历史倒车。
比如第一条，是下诏鼓天下之气，不拘一格降人才。
说的挺好，但鼓什么气呢？通篇都是一些之乎者也，什么浩然正气的，但说白了就是要回复士子以前的地位跟特权，要把给工人跟士兵家属的特权，还给士子。
那个不拘一格降人才，听起来也很带感，但本质是想恢复举荐制度，也就是说不经过考试，直接通过民间士子之间的推举，来推举有名望有才华的“大才”，进入政府当官，把持地方甚至中央的大权。
在这里面，他们尤其诟病新的公务员考试跟内务员考试，因为这里面很多题目都不是四书五经，而是常识考试啊，逻辑题考试啊，数学考试之类的东西，这些玩意儿他们很多人都不适应，至少比很多年轻人差远了，所以觉得荒谬绝伦。
所以说，这第一条是最重要的，这一条的矛头直指新的科举制度以及新的官员考试制度，是要从根本颠覆中华新政中的官员选拔与升级制度。
又比如第二条，是迁都定天下之本。
在他们看来，苏州龙气不足，南京更是诅咒之地，都不足以当首都，应该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
开什么玩笑，北京那边如今还是前沿阵地，而且李永吉的基础大都在上海苏州这边，南京又正在大兴土木，而很多地方都离不开李永吉的金手指。放下这边的大好局面去北京？李永吉脑袋得抽成什么样才能答应啊，更不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