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朝廷被迫向荆州集团让步后，让各地的商家对金票的信心大幅度上涨，不过，要想在短期内大肆扩大金票的发行量，显然不现实。。。
但事实无法辩驳，在荆州集团控制的地盘上，金票发行量却陡然上涨，这让整个荆州集团高层吃惊不已。
稍稍调查后，高层方才明白了原因，不由得哭笑不得。
无论是林纯鸿，还是精于货币金融的钱秉镫和菲利斯，实在想不到，各地的官绅居然成了金票的第一批拥泵者。
这事得从大明的官场习惯谈起。
大明立国之时，太祖爷将官员的俸禄定得非常低，相比较每个官员的庞大开支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官员也是人，不仅贪图各种享受，还需要讲个排场，并不能像太祖爷设想的一般，仅仅维持基本的温饱即可。
不过，大量的开销从何而来？于是，无论是京官，还是各地地方官，无不想尽一切办法捞钱。
一般而言，地方官山高皇帝远，又主政一方，捞钱的机会远远超过京官。按照道理讲，所有官员应该对地方官职趋之若鹜才对。
不过，事实并不如此，大多数官员还是希望当京官。毕竟，京官对地方官的制约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比如都察院里的言官，品级非常低，却让任何官员感到害怕，一旦惹怒了他们，弹劾奏章立马递到皇上面前，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再比如，户部十三个清吏司的官员，分管着各地的财计事宜，要是不侍奉好他们，非得给你难堪。
如此这般，地方官不得不各自寻人，送上一份程仪，望京官笑纳。
于是，京官和地方官在收入方面来了一次第二次分配，形成了稳定而又可持续的官场潜规则。
潜规则一旦形成，任何人不得打破，否则就会遭到官场上所有人的唾弃，形成围攻的局面。
送礼一事，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有着诸多的忌讳和规矩，并形成了专门的送礼文化，每个在官场上如鱼得水的官员，无不精于此道。
比如，有谁见过直接赶着马车运银子送礼的？
送礼得讲究一个秘密、典雅，以古玩字画等物为上上之选。
古玩字画装在盒子里，单人就可以携带，显得隐蔽，而且，这些玩意儿价值也很高，足以拿得出手。于是，bei精城、南京城内古玩字画交易极其繁荣，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官场习惯的必然产物。
在一次次的古玩字画的流转中，银子的分配达到了平衡，京官、地方官皆大欢喜。
在林纯鸿弄出金票这个玩意后，又迫使朝廷默认了金票的合法地位，再加上在前期的票据之争中，荆州集团展现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信誉，各地地方官立即敏感地察觉到，金票这玩意简直就是送礼的天然之选。
以前送的古玩字画，简直弱爆了。毕竟，购买古玩字画时，偶尔还会碰到假货，一旦将假货当做真品送到别人家，失去了银子还算小事，要是让当事人认为你故意消遣他，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况且，古玩字画还存在损坏的风险，而且在一次次流转中，还白白让古玩字画店的赚取利润，非常不划算。
而金票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不仅比古玩字画更容易携带，更具有隐蔽性，而且还不容易损坏，各地官员当然趋之若鹜。
这些地方官员一个个跟人精似的，哪能不知朱由检视金票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绝不敢到bei精的钱庄兑换，就连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钱庄也不敢去，惟恐被无孔不入的番子和锦衣卫盯上。
相比较而言，荆州集团直接控制的地盘就安全多了，这么多年，任何势力都很难将手伸到荆州集团的地盘上，包括锦衣卫和东厂在内。
于是，大多数官员指使心腹将银子运到荆州等地兑换成金票，揣在了怀中，等待恰当的时机将金票送给该送的人。
金票的流转非常快，仅仅月余，按照钱庄总部的估计，流入京城的金票面额就超过了三十万两白银。
于乐水当然不知道这些事，直到他发现京城内的金票成泛滥之势时，方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钱秉镫维持京师钱庄花瓶地位的意义。
而且，于乐水还发现了一个事实，自金票出现之后，bei精的古玩字画市场越来越萧条，并在半年后开始出现倒闭的现象，其市场规模急剧缩小。
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谈。
朝廷接受金票缴税的消息，犹如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大江南北、五湖四海。在江南，以贾思宜为代表的亲近荆州集团派，首先开始接受金票，毕竟，相比较票据、大圆和铜钱而言，金票简直太方便了。
贾思宜作出了表率，王大俊紧接着跟进，不仅兑换了数量可观的金票，还找扬州货栈购买了大量的货物，成为了甲级信用者，开始接受荆州集团的保护。
王大俊的想法非常简单，林纯鸿有能力让朝廷让步，捏死他们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似的？前段时间，林纯鸿之所以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王大俊向荆州集团靠拢，带动了一批人开始争取甲级、乙级信用，试图得到荆州集团的保护。
江南力量对比的急剧变化，引起了李多义和范永斗的高度重视，此时，李多义就窝在绩溪老家，手里拿着一张金票，不停地赏鉴。
要说，截止到王大俊投靠荆州集团为止，仁和钱庄的势头非常好，联合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