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校去了不到半日，就追上了正在往南撤退的大军。
小校带来了提控的条件：只要张献忠停止前进，骠骑军、龙武军立即停止追击。
张献忠三人将信将疑，令全军高度戒备，暂时停止了南下的脚步。
果不其然，骠骑军、龙武军在十里之外顿兵不前。张献忠又令全军起程，往徐家湾方向前进，结果骠骑军、龙武军像苍蝇嗅到了血一般，追了上来。
张献忠无法，只好抱着暂且一试的态度，令全军安营扎寨，保持高度戒备。
骠骑军、龙武军犹如与张献忠有默契一般，在十里之外驻扎，每日派出游骑监视张献忠。
张献忠三人彻底凌乱了，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一直与朝廷不对付的荆州军，却又为何听朝廷之令行事。
张献忠极度怀疑这是熊文灿与荆州军的计谋，很可能会另外调兵前往洛南，堵住他翻越葡萄岭的道路。他立即令侦骑四处打探，看洛南周边是否有官兵活动，尤其要关注洛南东边是否有荆州军过来。
侦骑搜索数日，均未发现大军踪迹，张献忠稍稍放下心。趁机将全部被携裹的百姓交予刘文秀，令其练兵。刘文秀未让张献忠失望，将麾下扩充至一万三千多人，颇为齐整，有了点军队的样子。
同时，张献忠一只眼睛盯着荆州军，严防荆州军骤然兴兵，将其包围，另一方面，他又暗暗地盯着罗汝才，防止罗汝才耍花招。
事实上，熊文灿的确与罗汝才接触过，而且，熊文灿派出的联络人级别比提控这个不入流的小官要高多了，达到知事级别。而且，罗汝才深感前途无望，决定先投降再说。只是张献忠大军在侧，实力远甚于他，他担心骤然投降，反而遭到张献忠的打击，失去今后立足的根本。
罗汝才寻思来寻思去，想出了提前至徐家湾建立营寨，借断后的名誉，与张献忠脱离接触，而后轻松投降的计策。
而且，罗汝才抱着暂时投降的打算，并未想着将事情做绝，协助朝廷剿灭张献忠。毕竟，张献忠的存在，有利于增强他在朝廷眼中的分量，即便今后再反，与张献忠见了面也好说话，不至于成为生死仇敌，就如高杰和李自成一般。
当罗汝才看到骠骑军和龙武军停止进攻张献忠，估摸着熊文灿与张献忠也有接触，便安心地驻扎在张献忠大军二十里之外，等待招抚大局的正式启动。
熊文灿和杨一仁商议的策略非常有效，仅仅略耍小手段，便轻易将张献忠和罗汝才限制在卢氏县，整个河南陷入了平静之中。
当熊文灿的奏章、李绍翼的密信一前一后抵达中枢之后，在朝廷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杨嗣昌，处于漩涡中心，更是成为各方算计、提防、依靠的核心，每日心力交瘁，疲累万分。
杨嗣昌，湖广武陵人，杨鹤之子。崇祯六年，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整饬防务、建山海关两翼城，以知兵闻名于朝野。崇祯七年，总督宣化、大同、山西军务，不过屁股还未坐稳，就因丁忧回乡。崇祯九年，夺情起用，拜兵部尚书，崇祯十年，大学士，兼掌兵部，入参机务。（注意，这里不是照抄历史，历史已经有所改变。）
无论是身世，还是资历，杨嗣昌皆显赫无比。更关键的是，他并不是纸上谈兵的书生，而是有着丰富的实际军务经验。以至于朱由检第一次见到他，就说“恨用卿晚”。
事实上，此时的内阁首辅为刘宗亮，杨嗣昌只能在内阁排第三，但杨嗣昌深得朱由检信任，才华出众，又勇于任事，实质上掌控了朝政，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杨嗣昌对大明朝廷的困境，可谓了如指掌，而且为了挽救危难之中的大明，他有着自己的步骤。
在他的规划中，第一步要解决的就是贼寇。贼寇祸乱陕西、山西、河南、北直隶、南直隶、湖广、四川多年，对整个社会的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致使生民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如果不能及时扑灭四处流窜的贼寇，不仅各地的税收难以保证，而且贼势势必愈演愈烈，最终成为大明朝廷的掘墓人。
因此，于情于理，杨嗣昌都要把贼寇放在第一位。
在原本的历史上，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八隅”之策，而现在，历史上凭空冒出了个荆州集团，杨嗣昌自然把目光放在了林纯鸿身上。在他的设想中，洪承畴、孙传庭的兵力足以应付西北之贼，而东南、中原的贼寇则要依赖林纯鸿。
杨嗣昌的老家在武陵，武陵距离荆州不超过两百里，他在老家丁忧数载，要是对林纯鸿的实力不了解，那只能算个睁眼瞎，如何会让朱由检说出“恨用卿晚”的话？
而且，杨嗣昌对林纯鸿的海上实力了解最为深刻，可谓朝中第一人。林纯鸿在海上肆意兴风作浪，而熊文灿却一直容忍至今，杨嗣昌敢肯定，要是熊文灿与林纯鸿之间没有勾结，那除非母猪上了树。
基于此点考虑，杨嗣昌初一掌权，就立即将王家祯这个窝囊废从六省军务总督的位置上赶走，而极力撺掇朱由检任命熊文灿接任。杨嗣昌的目的不言而喻，无非就是想借熊文灿求林纯鸿出兵剿匪。
杨嗣昌的策略非常奏效，不到半年时间，南直隶的革左五营彻底覆灭，河南的张献忠、罗汝才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就剩最后一口气。就连接过高迎祥闯王之名的李自成，最近也连遭败绩，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溃不成军，率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