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母亲带着我，拎着一个半旧的帆布旅行袋，买了车票，去某站。在火车上，母亲告诉我，我们要去的是我现在工作的单位的原场长，也是我们家的老邻居的家。这个场长人非常好，当时场里的家属房中只有两户是瓦房，其它的都是干打垒。这两户瓦房本是分给场主要领导的，可他却坚持领导工人各分一户。于是场领导那户经过党支部会一致通过，分给了他这个场长，工人那户，经过全体职工投票，父亲票数最高，分给了我们家，于是我们家就与场长为邻，共享了最好的两户瓦房。父亲用废旧水梢做了一个站炉子，又发明了大锅灶和土炉子都不能燃烧的煤面子和黄泥和成湿煤泥，在站炉子里直接烧的办法。这方法解决面煤没法利用的问题，所以大家纷纷仿效。夏天时母亲在外面用站炉子烧湿煤泥做饭，场长夫人会第着余火烧开水。父亲是个巧手人，住家过日子涉及到的机械、电等问题，父亲都能轻松解决。而场长却解决不了这类问题。所以每次场长家的厨房、家俱、电等出了问题，都是场长夫人求母亲，然后由父亲去修理。两家因此处的非常和睦。后来场长调走了，去另外一个铁路单位当段长了，场长夫人则一直与母亲保持着联系，常常给我们家捎些土特产、糖果蛋糕等给我们。母亲也会给做一些老家的煎饼、肉火烧等捎过去。那天我说喜欢那个打更的活，父母商量了一夜，最后想到了去求那个场长，想通过原场长来求一下现在的革委会主任，看能不能把我安排到炮药库去。
我刚涉入社会，没有太深的去想这件事。既然父母决定了，我和母亲已经在车上了，那就去串门吧，反正两家处的挺好，事成不成串个门也是需要的。我们坐了两个小时的火车，下车后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个段长家。段长夫人特别热情地接待了我的娘俩，段长也从单位跑回来陪我们吃饭。最好还给我们带了一箱带鱼，全家人送我们娘俩上的火车，车票还是段长给买的。最后在站在台上，段长在母亲耳朵边说了一阵子话，母亲满脸的喜幸慢慢的在脸上消失，却仍有笑容在脸上。我预感到了我可能会失望。果不其然，车开后母亲告诉我，段长说他与现任的革委会主任曾竞争他现在的段长位置，他成功了，当了这里的段长，革委会主任失败了，去了他原来的位置做革委会主任，这样的矛盾是不可能相互办事，我人生的第一个希望就这样由渺茫而成为不可能。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活没人愿干，而那个我见过的打更老头因为与我父亲同批参加工作，只比我父亲小一岁，马上面临退休，单位根本就找不到接替人。而我们却把这事看得那么难，弄得那么复杂。后来的后来，邻居老闻大娘在唠嗑中，听母亲说我曾想去炮药库打更，就把母亲训了一顿：“那个活你能让孩子去干嘛，孩子没想到，你能想不到吗？难道你想让孩子变成一个不会说话的傻子吗？那老山老峪的成天见不着个人，没人说个话，干几年就得变傻不会说话了！”母亲回家学这话时还心有余悸，我却不以为然，反倒是认为成天与周围这些不看书的人混在一起，才会越呆越傻，而我若是去炮药库打更，有充分的时间看书，在书里与文学巨将说话，了解书中各式各样的人物的人生和经历，了解历史，才会变得知识面广、见识博，才会聪明起来。不都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嘛！可我不想与闻大娘辩论，她也是为我好。
去段长家串门是我们家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后门，既是唯一的一次，也是失败的一次。这次走后门的经历在我的人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在后面的叙述中读者会感受到！
周一上班，人事主任不再让我去调度室坐等了，给了我5付皮手套（就是父亲发明的手提兜的原料）、1顶风帽、1套蓝劳动布的工作服，让我带着这些去现场的五班找某工长报到。其实这里面暗藏玄机，不过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单位虽然条件不好，但有一辆解放牌汽车、一台四轮拖拉机。之前的新工人都是人事主任带着，或汽车或拖拉机的送到现场，交给所分的班组，而我则是要自己用脚量着去。我不知道这些，倒是挺高兴，这下不用再在调度室里干呆着了，我只用了半个小时，就连跑带踮地完成了这段五华里的位移。到了现在我有点为难了，这里之前来过，但不是以职工的身份，而是来割草的，没进过场区，只在山顶大着胆子走到悬崖边看过，但哪里是五班我却不知道，从啸儿走到作业面上也不知道。正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有个人从一排大瓦房的最北端的那个门里走出来，我赶紧跑过去问：“师傅，五班怎么走？”那个人带着柳条安全帽，看上去有五十岁上下。听我这一问，他停了下来，打量了一会后问：“你是新接班的那个？”我回答：“对！”“你是唯一考试过关接班的那个？”我点了点头。“你是老x的老儿子？”我再次点了点头。“就你自己来的？”我第三次点了点头。“来吧，跟我走，到我办公室坐会儿。”我不知道他是谁，干什么的，但判断他肯定是个小头头，就没迟疑地跟着他去了那个坐北朝南、明显与其它房子不同的他口中的他的办公室。他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接了过来，放在自己面前的办公桌上，但没急于喝。我看了一下整个办公室，一共有六张办公桌，两两相对并连接在一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