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也就家里听听算了啊，别到处说去，以前妈组里有个小青年——如今也30好几了，就因为上班时间放港台的一个谁的歌儿，好像不是邓丽君，结果还被行政处分了，那可是记到档案里，跟着一辈子的污点，麻烦得很，如今也一样，最多唱歌的人不一样。”
听到母亲在厨房的叮嘱，我朝二舅撇撇嘴，不以为然地答应了一声。回屋的父亲则大声说：“那小黄倒不是光因为听了那歌儿被处分啊，是人事的老曹非说他不服从教育，思想反动什么的，要没收他那磁带吧，他还跟人急。可也真是，如今想想，那么个无所谓的小事，当时好像连婚事都给人家耽误了吧，你说多招人恨？”
我对父母提到的那种老年间俯拾皆是的可怕见闻，自然是不过脑子地转眼忘到了九霄云外，虽然这类事例在中国，永远不单单会成为人们谈资的历史，而是常出常新、花样无穷的严苛现实。当然对于那时的我，毕竟“
在想法简单的18岁年纪，
即便惆怅也带着懵懂的气息，
面前都是可以征服的领域，
偶然的回首只为明确既定的目的。
从不预估困难和挫折的勇气，
应是人生一段值得歌咏回味的经历，
可能盲目、又或偏激，
却更有着直接无畏的果断和期许。”
第二天，王梦雨按照早上和我的商定，中午带了一把吉他过来。我接过来的一刻，此前弹得或唱得不好的种种担心，一时间全被众人面前表现一把的心理严丝合缝地盖住，坐到自己的课桌上就扫了两下弦，可刚刚唱出“我是一匹——”这半句歌词，就因为弦音不准，自己也跑了调而尴尬地收住。
“咦，这琴…”我端详着这把显然已经颇为老旧的吉他，极力把责任推诿出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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