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节课后的大课间本科班上完操回楼后,孟昭成终于打听到些消息,说是王梦雨头天晚上肚子突然痛得厉害,被学校宿舍管理的人找车送医住院了,具体什么问题还不清楚。

“肯定就是阑尾炎,急性的。”孟昭成说出问到的结果后如此补上他的判断。我却在突然看不到王梦雨本人的局面下,忍不住胡猜瞎想,但无论怎样的心境,只能暗自焦躁不安,以至于当天放学后,在那个时代对中国人只有1天休息的周末,我却只盼着赶紧过去,立刻迎来应该上课的周一。也正是这个小小变故,我才懂得些怎样何谓神不守舍,即便这个心结,决不肯在他人面前表现出来。

终于熬到周一一早再次跨进教室,再艰难地盼到了上课铃即将打响时,王梦雨的座位也还是让我失望至极的空空荡荡,而这样的情景,除了高晴在开学之初曾因意外受伤停课以外没有出现过。

只是这样的境况下,我还是羞于主动打听女生的情况,好在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第一个课间就听到了同学议论说王梦雨就是生病请了几天假,已经出院回家调养去了,释然了没一会,又忽然想不知生了何种疾病,到了要住院、然后回家调养好几天的程度。

我以及同学们自然想不到,比起对王梦雨的事后了解了,就谁都可不以为意的寻常病情,杨老师如今遇到的麻烦,可就远远不是一两个大夫的诊治,就能药到病除、一切复原的了。

作为如果去美国学习的第一步,杨敏需要为办理护照提供有关当局要求的资料。虽然当时凭中国护照几乎去不了任何国家,很不容易地申请到对方国家的签证,是一步不可或缺的步骤。然而比起得到外国那个盖在签证上的许可,一个普通中国人拿到自己国家的护照,往往更加程序复杂、经过叵测,需要“排万难、历艰险、费心力、耗精气”。

杨敏就是万没想到,刚刚递上去的家庭信息,还远远没到有关当局人员一贯的“百忙”中偶一“惠顾”的检阅一步时,就在外语系的审核阶段被打了回来。

“你丈夫75年这个…”我和王梦雨、韩靥商量节目的那个傍晚,被叫到外语系教务处的杨梅,就看祁适帆如此悠然刹住、尾音绵绵的问话。而她手中展开的,是一张b5大小、发黄甚至有些黑褐色的纸片,但由于纸的背面朝着自己,杨敏只能看到祁适帆左手有一个信封夹在手指间,隐约可见信封上露出个“山”字。

“75年?那我们家郑攀还是个孩子呢。”杨敏心理和记忆里都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经历,但依然压抑不住紧张地试探道。

“嗯,这我当然知道,可这有他的手印啊,就是指纹。”祁适帆空着的手点点那张看起来脆弱不堪的“古物”,因为完全看不清她厚厚镜片后的神色,不由觉着有了深不可测的威势。

杨敏愈发如堕五里雾中,想着丈夫好歹出身最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干不出离谱的事情,加之本就老实本分,能在什么东西上按过具有历史问题性质的手印?一边心中对祁适帆的拿腔作势大起腻烦,禁不住说:“郑攀能有什么事儿?她虽说不上多优秀,可上学、毕业、再到现在在咱们学校化学系工作,从来没有特殊经历,能够留校工作,祁老师您也能明白,是吧,那肯定政治上没有问题的。而且,祁老师,退一步说,办护照的也是我呀,他”

祁适帆嘴角露出了极短促却清晰的一丝笑,说:“当然,杨老师别误会,我就是尽我工作职责,杨老师应该懂,咱们中国给公民护照最谨慎严格,毕竟每个去国外的中国人,都要代表了祖国形象不是?我随随便便地这么把材料递上去,再被退回来,不光是我工作不到位,耽误您时间不是?再为这样小事情上没赶上这拨儿,那我罪过大了。好,先不扯这些,是这样,档案里的东西不能给您看啊,我只能告诉一下,75年郑攀在一个揭露他爷爷参加反革命行动的材料上,和他父亲一起按了手印的。我查了一下,是六几年他这个爷爷带着人打砸当地工厂的党委书记办公室,性质好像相当恶劣。这方面的情况,杨老师没有听您丈夫讲过一点?”

杨敏反而一下子放松了不少,说:“有过有过,听着其实就跟讲故事似的,76年以后,郑攀的父亲还专门为这个,去了他们老家,说是平…啊,虽然和平反不太一样,但反革命的帽子好像给他爷爷摘了啊?甚至如今说起来,他爷爷这么做,还被人看成是敢于和…呃,反正已经没什么问题了的,这个我可以保证?”

祁适帆听到这样自我质疑的尾音,也禁不住笑起来,说:“您说的我都相信,真是这样也最好不过,可档案里毕竟没有体现,要不——”祁适帆将“古纸”收进信封,才继续说:“我就是建议啊,宜早不宜迟,您或者您丈夫抓紧去一趟山东他们老家那儿,把证明当时的定性存在错误的证明开过来。”

杨敏也忍不住笑了,说:“这又不是6、7十年代,没俩月就1990年了,我办护照还要证明上两辈人、还是我爱人的隔代人的历史清白啊?现在……”

也许就是我和韩靥,与王梦雨道别走向校门之际,杨敏丢掉了一身精力般,无奈地走出教务处大门。当晚和丈夫商量了一番后,决定一同请假,买周日的火车票去山东郑攀的老家曲阜,按照系里的要求开证明材料。

不论杨老师会几时回来,我当时只想尽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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