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茵拿起给高晴的本子,同时说:“岳清辉吓唬你呢——就是抄的一个例句,岳清辉说太难,其实我也看不懂,所以连翻译都抄上了,不过没有社会主义啊,可话说回来,社会主义怎么说你还不知道啊?”

“我没说啊,那不是曲徵他瞎搭话吗?”

看他们聊得起劲,我得空起身去了卫生间,待回到座位,高晴依然戳在那里,不过是冲着谢远馨,一副笑模样说:“你听谁说的,这是,纳粹的名称里头怎么会和社会主义扯上?而且还有少先队和青年团?这太不可能了,要那样儿,我们中国不是照搬的希特勒了,可别瞎说了吧。”谢远馨立刻不自信起来,似乎仍想坚持之际,瞿雅珣指指此时空着的韩靥座位,“她以前说的,我们也就是一听——要不是记错了,远馨?”

“啊,她说我们照搬希特勒了?”高晴也看向我左边的空座。瞿雅珣的说法让我们都笑起来——“人没那么说啊,这不刚才你说的吗?”

“可她就是好像老是爱说些挺离谱的话的,我反正…”王秀茵耸了一下肩膀,不以为然道。几乎从不加入群聊的李咏琪罕见地说:“那有什么离谱的,我确实听说过啊,比如说那时候的德国小学生戴领巾,当然咱们中国不是学他了,说那是什么教的传统,东欧好多国家都有,所以列宁才会想起来用,中国学的是列宁,而且我一个大学学政治的亲戚,有次落在我家的一个书上就这么写来着,我爸后来说那本书反动,还叫我那亲戚赶紧拿走了,可我觉得没什么,要不大学能让他看?”

高晴一阵发呆,同时看了看王秀茵,对方只低着头看下节要上的泛读课本。在一串预备铃声中,李咏琪一旁的孟昭成伸着懒腰,略有些含混不清的口声说:“嗨,你们较这个真儿干嘛,什么纳粹和…咱老百姓听话就成了,反正都是宣传,精神侵占,懂吗?这以后肯定更厉害,宗教不也都是,像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咱们国叫天主教,天天给大字儿不认识一个的老百姓讲耶稣多神圣,都一样。这永远改不了的。”

在周围响起“哟,孟昭成,你居然也能讲这么深奥的道理呐”的戏谑中,我觉得他的结论太武断。中世纪野蛮的欧洲能有文艺复兴,就是因为接触了外界,中国毕竟还坚持改革开放。

那时,虽然作为一个18岁的少年,还根本感触不出自己也全部经历的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此处略去14字)的历史意义,却也懵懂地相信中国人的思想会继续开放和活跃下去。当然这个乐观的认识,很快就被现实(此处略去4字)。我所看到的,似乎是中国人能复制几乎所有的世界名牌产品,无论将其品味降低至何种不堪的境地,例如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制造、白沟皮包、甚至是各类国防武器等等。也能感受到(此处略去42字)。这种上行下效的国风,正在一步步地将中国引向什么未来,则是我所无法预知的了,正如我在近30年前想象如今一样。

而且当不舍昼夜的逝者如斯奔流到现今时,我能够麻木地听着一种声音理所当然般响彻大地而毫无痛痒,不走思维和神经。比起我们上大学时还有些想法的年代,我些许懂得,这是当今的年轻人、以及其实所有年龄段的中国人,都进入幸福得不需要为此动用脑细胞的伟大时代了。

这方面最典型的现象,可能就是所有中国的综合媒体,无论官民,头条报道是那么整齐划一这个特点了,绝对没有在日本,可能将一对夫妻虐待亲生女儿的事件,在几乎全部主流媒体上,都放在最显著位置予以报道的“怪异、做作”情形。我所在的“众窗”,当然不能脱离虽不成文但威严无比的规定而傲然独立。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时,竟然是我入职过了半年左右的2017年春夏之交时节,而且还是拜他人告知。

那天是五一节前,拜中国政府“贴心”的规定所赐,连着第六天上班的末尾一天。比较早地做完了第8条新闻,距离一个班次平均每天完成12条的任务已经不远后,我看时间没到大家一般结伴去吃午饭的12点钟,便一个人去了食堂。打好饭菜找地方刚刚落座,对面有只手忽然在我面前晃了晃——

“人家这么看你都注意不到啊,我就这么不起眼?”袁昊纤忽闪着大眼睛盯着我说。

“哦,你呀,不是啊,都怪今儿食堂饭菜邪性,一般没这么好,我光想着赶紧坐稳了大吃一顿了,而且你想,咱们永远背对背的坐不是,突然一变,我还没反应过来。”我乐呵呵地说罢,喝了口汤,刚夹起块红烧肉准备再说句话吃的时候,旁边坐的小伙子碰到我胳膊,肉块啪地仿佛跳着进了汤碗。在对方毫无察觉中,袁昊纤大笑起来道:“看您急的,都怪你左撇子,不过看您吃这菜我都要流哈喇子了,对了,您别介意啊,我对你们北京这里称呼的‘您’老是不习惯。”

我摆摆手,看看她的菜盘里,只有少到一勺似乎就可以吃掉的米饭,菜是清炒菜花和蒜茸冬瓜,连汤都没有。

“你早来了?”

“没有啊,我也刚坐下。虽说没你们组要求的严,也不能11点半不到就来,一堆眼睛盯着呢,这个众窗,最不缺的就是背后嚼舌头的。”

“哟,那我…嗨,不管了,反正已经这么吃上了,可你干嘛吃这么点儿?我这筷子还没碰——”我重新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到她盘子里,笑道:“减肥不能靠少吃,没力气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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