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月底开资这一天，大家就吵成一锅粥，这个吼，那个骂，一连好几天。常生茂的祖宗被骂翻好几次。每个月都被扣钱，车间扣工人的钱多得快放不下了。这些扣款做了什么用？除了每月开会时领上工长们去饭馆里大吃二喝，造就工人贵族，让他们去卖命剥夺工人，剩下的就是几位领导私下平分，装进自己的腰包里。他们的行为已经引起信号工们的强烈不满。但是不满归不满，大家还是默默地忍受，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为（抗议的能力已经被消耗掉了），只能在嘴上牢骚，过过嘴瘾，解解怨气。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办法以后少扣钱或不扣钱，为此，他们不敢得罪领导，纵容领导的霸道，甚至替领导做爪牙出卖工友，以保障自己的正当利益。这种作法慢慢形成一股风气：互相攀比，比谁和领导的关系好，比谁被考核少。谁被扣钱少，谁在工区的地位就高。
除了乔晨和柳杨，没有人敢向上级揭他们。只有他俩这种傻瓜才能办出这种事，揭来揭去，又能怎么样？其结果是：常生茂照样当他的主任，张明胜照样当他的工长，奖金还是照样扣。揭者只能白费心思，糟蹋几页纸张，什么作用都不起。即使闹得凶，上边派来调查人员，常生茂也能自圆其说，找出种种理由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还能找出点儿功劳来。他要是没有这点儿能耐，能一步步爬上去，混到车间主任的位置？他们明白，工人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只要不聚合起来，就翻不起波浪。而工人们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盘散沙，为了自身的一点小利益各自为是，相互拆台，根本不会凝合在一起。因此，当权者可以举起权力的大刀，为所欲为，想收拾谁就收拾谁，那真像砍瓜切菜，容易极了。
柳杨这次被扣了六百元，乔晨被扣了一百元，俩人心情都坏到了极点。
事态越往下展，柳杨的处境就越显得不利。车间的大部分职工都开始回避柳杨，好像他是一个瘟神，碰一下就染上霉运。这样势利，当然也有道理，接近柳杨，先车间领导就不会给你好脸色看，剩下的那些待遇就更不用说了，谁知道哪会儿会落到他们手里，收拾你一下，至少你得损失奖金吧？何必！柳杨很多时候感到孤独无助，如果没有乔晨同情他，支持他，他简直坚持不下来。他势单力薄，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都要付出牺牲和代价。但他绝不屈服。
忍耐是有限度的，长久受恶劣情绪的折磨，柳杨的精神已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说自己快要疯了，乔晨看那样子也差不多，柳杨整天神情紧张，焦虑不安，说一些极端的话，做一些极端的事，上午因为语言不合，差点儿和李冲打起来。乔晨用话劝他，他也不怎么听，弄得乔晨也没办法帮他。
下午柳杨上一趟街，回来时用工作服裹着一把杀猪刀，一进宿舍他就亮出来，明晃晃的刀锋把乔晨吓一跳。乔晨紧张的问：“你从哪儿弄来的？”
柳杨得意一笑，说：“买的。”
“你买它干啥？”
“准备吓唬吓唬常生茂、张明胜这些王八蛋。”
“你可别乱来，杀猪刀属于凶器，一出手就负法律责任。你别失了手，把人伤了，人命关天呀。”
柳杨用手指肚刮了刮刀刃，自信地说：“我会掌握分寸的，他们的狗命哪有我的命值钱。但是不给他们一点儿厉害看看，钱就没完没了地扣。”
他说活的表情，摸刀动作就像杀猪前一试刀锋的屠夫。
柳杨被扣急了，屡屡受挫把他变成危险分子。权力猛于虎，滥用权力，迫害人，把人逼反了。
乔晨有些不放心，担心道：“吓唬他们为什么非用刀子？用拳头打他们一顿也能解决问题。”
柳杨不满地看他一眼：“你怎么那么笨？拳头能起什么作用？再说，我用拳头打人家，人家不会用拳头打我？那时还不知道谁打谁呢？”
乔晨一想也对。
柳杨挥了挥刀，自我肯定地说：“只有拿出有伤害性的武器，才能制服他们，谁都怕死。”
乔晨还想劝他，但又想不出有说服力的言辞，只好作罢。
柳杨已经拿定了主意，就像他拒绝复工一样坚决。乔晨从此躲着柳杨，总在外面转悠，柳杨身上藏着的那把刀，让他心神不安。柳杨目前情绪极端恶劣，精神反常，谁知他会做出什么意外的举动来。
柳杨似乎胸有成算，这两天老问张明胜哪天上班。他要先拿张明胜开刀，实现自己的计划，他已经等不及啦。停工和扣钱的事窝在他心里，犹如一根骨刺鲠在喉头，让他焦虑难受。接连两天，只要有客车进站，柳杨就上站台等候，观察，直到晚上最后一趟客车开走。然而，总见不到张明胜的影子，是不是这个龟孙子有所察觉？柳杨有些泄气，怏怏不快地走进工区，却碰上华雨生在屋里和李煜、胡兆宇俩人说事。一见仇人，分外眼红，柳杨如一头暴怒的狮子，指着华雨生的鼻子破口大骂。华雨生气得脸色煞白，但又不敢动怒，只是一个劲儿把扣钱的事往车间推。柳杨见他下软蛋，没理由打他，撒了一顿气，一甩门回到楼上的宿舍。
临睡前，柳杨不停地向乔晨讲述他的行动计划。揍张明胜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乔晨仍然劝他不要用刀，柳杨说不用刀就达不到目的。柳杨见乔晨不放心，向他挑明：“我心里有数，绝不杀他。只是吓唬他一下，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