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俞大猷离开之后，李诺才终于有时间舒缓一下兴奋的心情，同时又略微有些担心的查看起了俞大猷的属性，以免被人才卡影响，不能还原历史上真实的俞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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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1503年－1579年），字志辅，又字逊尧，号虚江，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武术家、诗人、民族英雄。
俞大猷一生几乎都在与倭寇作战，战功显赫，他所率领的“俞家军”甚至能将敌人吓退，与戚继光并称为“俞龙戚虎”，扫平了为患多年以及趁机作乱的伪倭寇。俞大猷虽然战功累累，却经常被弹劾而遭到免官，甚至多次被他人冒领军功，但俞大猷却从来不会计较，仍旧全力打击倭寇。
俞大猷用兵，先谋略而后征战，眼光远大，不贪近功。忠诚为国的精神老而弥笃，所到之处屡有大功。俞大猷创立兵车营，设计创造了用兵车对付骑兵的战术。官授平蛮将军，死后被追谥为武襄。著有《兵法发微》、《剑经》、《洗海近事》、《续武经总要》等军事、武术作品，后人将俞大猷生平所作诗词等编汇成《正气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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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历史上有俞大猷这个人，但是如果提起戚继光，那肯定大家都如雷贯耳，翘起大拇指说道：“戚继光，抗倭名将，民族英雄！”但殊不知，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抗倭英雄，那就是俞大猷。
明代中期功绩卓著的抗倭将领，以戚继光、俞大猷为最，不过单就戚余比较，则戚继光显然名声更大，亦更为当时后世看重。尤其到了当世，戚继光已成民族英雄，历史书籍但凡论抗倭必大书特书戚继光。俞大猷则沦为装点性质的陪衬角色，成了夺目红花一旁的绿叶，并未给俞大猷一个公正的定位。
实际上，俞大猷与戚继光齐名，并誉“俞龙戚虎”，“俞家军”声望也不在“戚家军”之下。按常理说，俞大猷的历史地位不应低于戚继光，二人至少应该得到相等的待遇。而且严格来说，俞大猷的抗倭功绩应高于戚继光。
俞大猷和戚继光两人，在出身、经历、业绩、著述上均大体相同。二人都出身武职世荫家庭，俞世职百户，戚世职千户，戚起点稍高于俞；都毕生军旅生涯，转战南北，主要功绩都是抗击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为东南海疆的安定作出重大贡献，两人都立功塞上，为大明朝铸就钢铁长城立下不朽的功勋；都治军严明，卓越善战，俞家军、戚家军齐名；都是兵器发明家；最后均位居左都督，戚进阶少保，秩位较俞稍尊；都好读书，学识渊博，著述甚丰，不仅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还精通诗文，乃文武双全的儒将。此外，二人都是武术家，同为南派武学一代宗师。
从战绩上来说，两人在东南抗倭、塞上御虏都颇有建树。
在与倭寇的战斗中，论经历的战斗次数，歼敌数量的多少，这样的硬指标，俞大猷还是超过戚继光很多，抗倭功绩无人能及。
在北方御敌上，戚继光在镇十六年，加固边墙，筑建墩台，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积钱谷，制订车步骑配合作战战术，屡败入侵之敌，所以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俞大猷一生的戎马生涯，比戚继光更有传奇性。他曾在广西反击安南黎氏的入侵，“追战数日，生擒子仪弟子流，斩首千二百级”；只身平定过海南岛的叛乱，“大猷乃单骑入峒，与黎定要约，海南遂安”；他又击退过山西边境的游牧强敌，平伏过广西山贼，使“百年积寇尽除也”。故致仕时，朝廷评价“才猷兼茂，忠赤独怀，历仕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七年，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
俞大猷长于水战，常在水上歼灭敌人，戚继光精于陆战，惯在陆路追剿对手；俞“老成持重，功收万全”，戚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俞一生百余战只有普陀山因天时，金山卫因人少受挫，却屡受掣肘，有功少赏不赏甚至受贬问罪，戚继光则经乎百战，除岑港进攻经年不下受罚以外，几乎未闻败绩，故仕途顺利，扶摇直上。从当时看，戚百战百胜，屡摧大寇，是为功高，从后世看，俞首倡水战，提出一整套海防战略，发明楼船，被誉为“华夏海军创始人”，影响则更为深远。
《明史》对俞、戚的治军做了比较，评论道：“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大猷老将务持重。”俞大猷的上司谭纶在平海卫后给俞大猷的信中则说：“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精悍驰骋，公不如刘。”《明史》本传和谭纶的这二段评论是很中肯的，活脱地勾画出这二位抗倭名将的真实形象。
而后人对俞大猷的误解一定程度来源于对谭纶此话断章取义的理解，实际上谭纶的话还有重要的后半句：“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堪大受。盖诚似霍子孟，任如诸葛亮，大似郭子仪，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肃愍。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将俞大猷与霍光、文天祥、于谦等相提并论。
而除了这个误解，当然也有其他原因连在一起造成的。明代重文轻武，军事上的胜利一般首先是当地抚督的功劳，其次才轮得到带兵的武将，得胜之后，上奏章是文官的事，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吹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