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漳州同安王府的书房之内，同安王郑芝龙客客气气让自己的长子、海澄王郑世森和“次子”、御前侍卫郑世忠落座，这才神情落寞的说：
“森儿，你刚才可是说你的胞弟、审儿？”
“父亲，正是郑审。他无有一日不想回到父亲身边尽孝……”郑世森闻听此言，急忙起身回答。
“可他现在叫做田川七左卫门！”郑芝龙却突然打断了大儿子的话，用日语说道。可怜郑世忠却是一句也听不明白！
“可是父亲，我们的生母死的悲壮，此仇不报，何以为人？！”
郑世森，或者说福松，此时再也不顾什么礼数，把憋了好久的心里话，也用日语脱口而出！
“唉！森儿，你娘死的悲壮，我是知道的。父亲对不住她……”郑芝龙却换回汉语，认真的说。
“只是朝廷已经册封她为一品夫人，不是也把当年的恶人交予你一一手刃了吗？”
“父亲，那几个人罪有应得！但，正主他，现在却还在北京当着他的吏部尚书！”郑世森虽然随着父亲换成汉话，可双目之中的杀气却一点也没有减弱，而且，郑世森口称“北京”，并非“京师”，乃是用了前明的称谓，用意不言自明。
大清海澄王所说的“正主”，正是当今大清朝的吏部满尚书韩岱！
原来，和后世三百多年普遍以为的决然不同，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并非是受辱之后羞愧难当、自缢而亡！这主要是由于大多数史籍记叙中掺杂风闻传说，严重失实。就连当时的人们，往往不清楚田川氏的身世及其为人，只知道她来自东洋日本。有的人用歧视的眼光看待田川氏，视她为“夷女”、“倭妇”。并从此出发，胡猜和妄论其死因。
最早根据风闻消息记叙田川氏死难的，恰恰是黄宗羲。他在《赐姓始末》书中说：“北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缢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殓。”黄宗羲的田川氏“受辱自杀”说，传播颇广。在国内，钱澄之《所知录》、郑达《野史无文》、凌雪《南天痕》、吴伟业《鹿樵纪闻》和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等书，均持此说。在国外，日本《长崎夜话草》、林春胜《华夷变态》和斋藤正谦《海外异传》，亦都采引“受辱自杀”说法。
其实，黄宗羲记叙田川氏死难。“其言颇涉滑稽”，本之传闻，原不足信[1]。但是，由于黄宗羲失实的说法经广泛、长期流传，以致积非为是。贻误至今，影响人们对郑成功母亲田川氏的正确认识和评价，掩没她气节坚贞的本来面目。
而如今的顺治朝，在郑氏满门心中，自然知道田川氏罹难的真实情况。并且对她的贞烈本色抱有极大的敬佩，对当时的清兵怀有极大地仇视。其实，郑田氏【翁氏、田川氏】并非“受辱自杀”，而是不畏强暴，在与凶残的清固山额真韩岱进行斗争后，壮烈殉节的。
当年韩岱奉贝勒世子博洛之命，统帅满汉骑步突至安平，郑芝豹、芝鹏等畏惧其兵威，不敢迎战，或者说按照约定不行抵抗，而是收敛家众，带着家资和子女登上兵船，弃城而出，停泊到了外海之上。而翁氏却手持匕首，不肯随他们而去。众人再三规劝，这位“倭妇”却毫不妥协、大义凛然。无奈之下，众人只能丢下她各自散去了。
清军大兵一到，自然发现了这名与众不同的日本女人。况且她虽然年纪大了些（当时已有四十五岁了），却徐娘半老、姿色犹存，时任满洲镶白旗固山额真、一等辅国将军的宗室韩岱，对其一见倾心，【这家伙有典型的恋母情结！我去！】想要裹挟而去。原本就等着这些蛮夷来和自己过招的田川氏怀藏利刃，肃然而立，大声说道：
“我是大明安南伯、飞虹将军之妻，怎么能够被你们这些北虏狗豚之人轻薄非礼？贼将你休得胡言乱语、淫话百出！”
说完，就用怀中匕首刺向了韩岱。韩岱情急之下，拔出配刀“直贯其腹”。难能可贵的是，田川氏此时依然站立不倒，忍着剧痛大骂不绝，最后力竭而死。这情景完全可与当年黄道周不肯降清，在金陵刑场上，头已断而身“兀立不仆”的悲壮场面相比。可惜当时的南明遗民，为了突显清军的暴虐凶残与qín_shòu行经，保留了黄道周的历史真实，并赞誉其为“一代壮烈士”，却故意泯灭了一位“倭女”的“烈妇”本色，代之以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奸淫受辱而自缢”的低层次演绎。
由此可见，田川氏前来中国是准备为丈夫和儿子的祖国而死的。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与母亲田川氏一齐劝阻，“芝龙欲降，成功哭谏之，不听，夫人苦谏亦不听”。芝龙既降，被挟北去，清兵所到处，烧杀淫掠，无辜百姓惨遭兵祸。清兵的暴行激起田川氏义愤，这和她最后持剑抗暴，“不屈而死”，是一致的。
对于这一点，身为田川氏丈夫的郑芝龙，以及儿子的郑成功，是万万不会答应的！因为，历史的真实只有一个，那就是郑田氏并未受辱，而是不变其节，凛然赴死，堪称为一代巾帼贞烈！
而刺杀田川氏的韩岱，其后虽有波折，仕途却也基本顺利，自一等辅国将军累进辅国公、镇国公，历任吏部、刑部满尚书，如今已加太子太保衔，再领吏部满尚书，可谓高官得坐、安然无恙。
郑芝龙闻听大儿子说到了吏部尚书，有些投鼠忌器，慢吞吞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