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尤里对古希腊“自然哲学”[1]的详细论述，弘毅赶紧画龙点睛点评一句：
“恰如华夏先民所说之‘五行’：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各元素之间相邻相生、相间相克。希腊之人也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某些具体之物，如水，或者是云、水、土、石头、火等等。”
“啊？原来西人竟然和我华夏先民有如此共识啊？”杜笃祜大为感叹。
“是的，杜大人。正是由于古希腊人也在思索这些深奥的问题，故而才逐渐发展出他们的学问，也成为当今西方学问的先驱，因为几乎在每一领域、每一问题上，希腊人都留下了思考。”尤里这次不用小爷提示，主动接过了话题。
“古希腊人酷爱学问。至于缘何如此，贝勒爷适才提及的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写的某一本书的开篇就说，哲学和学问的诞生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惊异”，是人们对自然和人世间诸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有了惊异也就感受到了自己的无知，而为了摆脱无知人们就会渴求知识。但是求知并非为了实用的目的，而纯粹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通俗地说，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人们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第二个条件是“闲暇”。学者不用为着生活而奔波劳碌，因为整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没有闲暇的人，是无法从事求知这种复杂的脑力劳动的。”
“第三个条件是“自由”。哲学知识是自足的，它不以别的什么目的而存在，而纯粹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它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它要求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发表意见，不受他种目的和利益的支配……”
“咳咳……”
弘毅闻听“自由”二字，急忙出言制止。这还了得？这里可是数千年帝王专制一脉相承的中国，你说自由。那还了得！弘毅脑海中最为著名的“自由”，是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对其所作的定义：“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可这种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在大明之后的中国谈何容易？
但其实在古代中国，也是不乏自由精神的：早在《汉书.五行志》中就有“自由”一词。汉朝郑玄《周礼》注有“去止不敢自由”之说。到宋朝时。“自由”甚至一度成为了流行俗语。若再往前追述的话，先秦庄子的《逍遥游》已经为“自由”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庄子之所以称之为“逍遥”，在这里不是当代人所理解的简单的生活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逍遥。而是一种放下名利、放下yù_wàng，在精神上追求绝对的自由。
说到根本，是因为道家的自由思想在我国学界是一以贯之的中华气概。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庄子则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思想倾向。他把天地称之为“形之大者”，提出“通天下一气耳”，“处于天地之间”的人也是由气发展而来的，把天地人用“气”联系起来。进一步主张“道法自然”、“逍遥游”的自由观和人生哲理。
在战国那个诸子争鸣、处士横议的时代，各家各派不仅在哲学和政治上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同时还特别在人性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儒家孟子提出了性善说，法家在人性上持性利说（韩非为代表），认为“利之所在民归之”。人的本性都好利，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利害”二字。而庄子在发展老子“见素抱朴”的思想基础上，认为人性是自然的、纯真的、朴实的，情欲和仁义都不是性，主张性不为外物所动。“任其性命之情”保全本性，并且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戕超越的境界。
庄子揭露、抨击了宗法等级、专制社会的畸形、病态、丑恶的现象，更憎恶社会现实所造成的“物欲横流”、“人为物化”。他确乎对社会黑暗有着比同时代任何思想家更为深切和清醒的认识。
为了摆脱社会现实对人性的异化和压抑，庄子在人生道路上采取了不与统治者合作，不与媚世者合流的做法。他那“宁游戏污渎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态度，那对“舐痔结驷”之徒的无比蔑视和深恶痛绝，就是“立足于自然之性的个体对于以礼规划和制约人性的宗法社会的否定和抗议”。是庄子“任其性命之情”的人性理论在人生实践上的运用。
庄子所有这些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超越的思想，集中而明确在表现在《逍遥游》中。他曾提出，在那个等级、宗法、专制的社会现实中，“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或“殉利”或“殉名”（《骈拇》），其结果是“人为物役”。失去了独立自主的个体人格和精神自由。《逍遥游》的主旨在于说明，一个人只有破除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才能回复自然的“本性”，获得人格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而追求人与无限、永恒的自然合为一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便是“逍遥游”的最高境界。
庄子认为，人之所以不自由有两个原因，一是“有待”，即外在物质条件的束缚；二是“有已”，即自由ròu_tǐ及精神的束缚。要实现绝对的“逍遥”自由，就必须像真人那样做到“无待”、“无已”，他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彼且恶乎待哉”（《逍遥游》），是说凭借天地之正道，驾御“六气”（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不受各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