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后世历史教科书的说法，袁世凯统治中国的时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两个时期之一，另一个则被某匪帮的蒋光头给牢牢占据着。
当然既然是黑暗的，自然要有带黑暗属性的东西出来了，于是京畿军政执法处和京师警察厅粉墨登场了。
到也不能完全说是冤枉人，京畿军政执法处和京师警察厅在历史上确实不是个什么好鸟。王振宇小时候看连环画《燕子李三》的时候，京师警察厅就是一帮脑门秃顶一脸横肉，身穿白背心外套黑大褂，开着三轮摩托车的反动派狗腿子的造型。我们具有革命顽抗精神的燕子李三哥哥就是被这些坏事做绝，天良丧尽的反动派的给害了的。不过反动归反动，真实的京师警察厅确实是北洋政府麾下一支功勋卓著的队伍，毕竟很多时候，干坏事也是需要点能力的，更何况他们在吴炳湘这个更加反动的总监带领下，那坏的不是一点点啊。
至于京畿军政执法处，第一任处长叫陆建章，没错，历史教科书上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舅舅。知道为什么冯玉祥发动滦州革命起义失败了不但没事还可以继续在北洋系统内高升吗？知道为什么冯玉祥在四川兵败最后投奔蔡锷当了护**末了还能再重回北洋怀抱吗？就是因为有个好舅舅啊！王振宇一听，抄，原来这个规矩古今如一啊。陆建章是袁世凯绝对信任的心腹，此人智计过人，胆识超群，这点在缉捕革命党人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京畿军政执法处是这两大黑暗机构中最恐怖的存在，如果说京师警察厅还有一半在明处的话，那么京畿军政执法处则完全隐没在暗处的，让人防不甚防。
历史上的京畿军政执法处是由清朝末年设在北京的京防营务处于1912年5月改组成立。该处直隶于大总统，原京防营务处总办陆建章改任该处处长。京畿军政执法处名义上负责京城内外及天津治安，实际上类似于中央特务组织。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1916年7月11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命令裁撤京畿军政执法处。
就在这短短的五个年头里，他们制造的恐怖案件数以千计：张振武案，仇亮案，张培爵案，林逸民案。被他们杀掉的历史名人比后世中超联赛的职业球员的总和还要多的多（难怪中国足球水平上不去），在北京和天津这个部门就是恶魔的代名词。由于在北京兵变这场被历史教科书定性为袁世凯自导自演的兵变中，陆建章在最关键的时刻带着二三十个人跑去总统府保卫了当是已经是目瞪口呆，束手无策的袁世凯。所以事后老袁对陆建章自然也是委以重任，在授权其编练五路新军的同时，还特别给了这个被陆建章兼领的军政执法处一个特权，允其专断行事。结果就是这个机构气焰大涨，势力如吹气球一般膨胀了起来，在北京城力压京师警察厅变成了民国的锦衣卫。
关于这个部门的恐怖程度，最可信的说法来自当时住在这个部门的冯玉祥，他是回忆录《我的生活》一书中对军政执法处做了十分中立的描述：“民国建立了，新的当局因革命而握得政权，却反过来仍要仇视革命。社会上凡稍有革命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人，都被当局者假造一个什么口实，或秘密地予以逮捕，关到监牢中，胡乱处置掉。有时甚至不惜出以暗杀的手段。军队中的革命分子，更大有铲除尽净的样子。青年军官中，凡是用功读书的，喜欢看报的，喜发议论或喜研究国事的，都一律视为革命党，都在铲除之列。虽然不曾挨户挨室的搜查，但侦探密布，写信，谈话，一举一动，都得分外小心。有时忽然被捕本人还莫名其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以为满清遗老所组织的宗社党，与革命党正是对立的，总不致有什么危险了吧?哪知大大不然，宗社党也是不容的。有一位侦探长郝某，就借此大施敲诈，常常拿不到证据，他就自己捏造一封信，由邮局寄给某一位满清亲贵，比如寄给肃亲王，而后他就到肃亲王门口去等着。看见信班一来，他就搜出那封信来，作为话柄，说肃亲王是宗社党，危害革命，敲个十万两银子方肯罢休。敲了一次，还要二次三次地去敲。到后来，肃亲王、顺承王等被逼得没奈何，都跑到袁世凯、陆将军跟前去跪着，请赐他们死。亲王所遭遇的尚且如此，旗人中的平民百姓更不用说了。。。”
陆建章的舒服日子也就过到民国三年（1914年）三月十七日了，这一天之后，他就调任北洋第七师师长兼剿匪督办，带着几万大军追着白朗跑去了。放眼当时的北洋，能对付白朗的，估计也就这位了。而接替陆建章出任军政执法处处长的则是剿匪不力的原第七师师长，雷震春，这还真的是对调了一下。
这对于立志要在京津地区王亚樵绝对是个利好消息，不过目前他是不可能的知道的，因为他正忙着招兵买马了。
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给自己，要啥给啥，想当初自己在安徽搞革命，那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现在回头想想，失败都是必须的。
“久光啊，方振武和余亚龙回电报了，他们已经在启程来北京的路上了。”许习庸一脸兴奋的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份发自日本的电报。
这个方振武和余亚龙不是别人，乃是王亚樵可以信任的好兄弟，都是有胆有识的人物，最关键的一点，他们都是正宗的同盟会员。
王亚樵面无表情的道：“习庸兄，这个是好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