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私人会晤之后，身为首相的寺内正毅首先提出构筑总力战体制。在1917年第39次议会上，通过了政府提出的一项跨年度、总额2.6亿日元的追加预算，用于建立八四舰队及扩大与战备有关的电话，煤铁业。1918年的第40次议会上，又通过建立八六舰队和扩充陆军为主的庞大预算。为确保财政收入实现了增税，制定了《军需工厂动员法》和规定国家照顾在战争中负伤人员及遗属义务的《军事救护法》，在内阁设立军务局，还设立了内阁直辖的咨询机构—临时教育会议，强化对人民的臣民教育。寺内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国内外的动向和思想混乱，对于寺内内阁来说，当务之急是消除由于俄国革命造成的国内混乱，建立宣誓效忠天皇的国家体制。《军需工厂总动员法》赋予了政府统治国民经济的巨大权限。该法律的影响所及，一直延伸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推行的战时经济统治。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开始对殖民地进行统一经营，内阁设置拓殖局，将迄今为止由内务大臣主管的台湾、朝鲜、桦太的经营权合并在一起。进而由关东都督兼任满铁总裁，首相取代外相直接行使监督权。这样就形成了不是以外务省为正式渠道，而是不论正式还是非正式都可以发挥首相权限的体制。
不过这帮大日本帝国的精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在密室里密议的三条制约中国的方略，仅仅几天之后就出现在了被他们成为南支那实际统治者王振宇的案头。
这是怎么回事？还得从去年王振宇亲赴上海谈赴欧参战和金融改革说起。当时在和党务调查部江南总站站长王亚樵闲聊的时候，王振宇在对日情报工作的问题上随口说了一句：“咱们的人不好渗透就找朝鲜人嘛！”
结果王亚樵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他立刻指派戴笠去联系在上海的朝鲜人，开始了对日本各级部门进行渗透的行动。
戴笠的办事能力也确实是厉害，他很快就联系到了后来被韩国人称为国父的朝鲜人金九。而一直在寻求外部势力支持的金九对此自然是一拍即合，他甚至离开朝鲜秘密进入到上海和戴笠取得了联系。
而负责党务调查部的周斓为此事还和军事情报局局长何健进行了秘密会晤，会晤的结果就是党务调查部和军事情报局就军事情报工作进行了分工，双方组建了一个合作机关蓝衣社，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而戴笠因此担任蓝衣社主任。通过这样一个机构大家实现了情报资源的共享，当然经费上是要共同承担的了。
不过毕竟才渗透了一年不是，按理说想对华最新对策这种级别较高的机密是不可能被潜伏进日本机关的人获取的，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因为对华三策原作者本身就是朝鲜独立军成功打入日本外务省的一个潜伏分子。区别只是这位日本名为北条雄男本名金勇正的朝鲜人不是被培训后送入日本内部的，而是其在成为日本外务省官员后被朝鲜独立军金九他们策反的。其隐蔽性比后期不断向日本各级机关进行渗透的其他朝鲜特务要高的多的多，有了这位高人在，对华三条自然也就没有半点秘密可言了。。。
王振宇看了这对华三条之后，长长的出了口气，一直以来他都担心自己的出现会不会导致日本入侵的提前。现在看来，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果然和历史上一样，日本从始至终都没有从日俄战争的巨大损耗中走出来。没钱，对一定是没钱。历史上日本最后全面侵华并不是日本元气恢复了，相反是日本的决策层中理智的那部分都被干掉了，余下一帮不自量力的疯子开始了蚂蚁吞大象的把戏，而恰好那个时候的中国自己也不争气，多年军阀混战把国力白白耗掉，而在苏联的策动下的国内战争更是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错过了最佳的备战时机。
不过王振宇现在要想的不是这个问题，1917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在北边，北洋政府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6月8日，效忠黎元洪的三个师中忠诚度最高的卫队第一师在措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段祺瑞指示的安徽督军（实际也就徐州一个地盘了），定武军总统领张勋，安武军总统领倪嗣冲的军队给包围缴械了，随后第二师和第三师宣布拥护段总理。而失去了嫡系武力支持的大总统黎元洪则被气的直吐血，段祺瑞到这个时候才算是彻底控制了北京的局面。
可是如此一来，北洋内部脆弱的平衡也就在瞬间打破了，北洋宿老王士珍，冯国璋在天津发电报批评段祺瑞的粗暴做法。而包括河南督军曹锟，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在内的直系将领纷纷跟进谴责段祺瑞。
随后事件进一步升级，因为段祺瑞直接下达命令免去曹锟河南督军的职务，曹锟则根本不接令。而从南边获得了支援的直系军队纷纷开到保定地区进行集结，皖系的军队也纷纷在北京地区进行集结，直皖两方的战事立刻就有打响的可能。。。
对于这场战争的胜负不是王振宇要关心的，他挑起这场战争的目的只是为了西藏和新疆两块地盘而已。
1917年6月6日，四川的两个小军阀杨森和刘湘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通了，宣布拥护北京中央政府。而随后南京国民政府自然是毫不客气的宣布这两个四川小混混及其所属部队是叛徒，并责令武汉军事委员会组织军队进行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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