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我对你开放，你当然也该对我开放。但实不然。任何一个美国人，不管了是达官富人还是流氓瘪三，都可以随时随地大摇大摆地进入中国。但中国人却不能随意去美国。说是这会给美国带来“低等人种之祸”。
早在1894年，美国同卖国的清政府签订过一个限制华工入境条约，这个条约有效期为10年。1904年该条约到期，理应重新修订或干脆失效。但美国国会却在劳工联合会头目贡泼斯的催促下，表示一字不动地延长该条约。这个决议案首先在华工中引起极大的愤怒，他们纷纷致电清政府要求废除此项不平等条约，否则就抵制美货。但对清政府来讲，洋人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华工的呼吁当然就石沉大海，得不到反应。
正在这时，旧金山码头又发生了一起侮辱华人事件。有一批中国商人和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二名新闻记者，在码头受到美国移民局无理搜查和人身侮辱。记者马上原原本本地把这个事情汇报给上海同行。于是上海商人和知识分子闹出了一场当时震动清朝，同时又震动美国的抵美货运动。
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少卿领导了这场运动。曾少卿是当时正在萌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这个阶级本来就感到美货对中国的倾销给中国工商业带来的严重威胁，所以他们对抵制美货的建议是愿意采纳的。
上海振臂一呼，全国群起响应。抵制美货运动从1905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了两年，在这两年内，美国对华输出下跌了一半。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马萨诸赛州。马萨诸赛的选民纷纷向州长洛奇提出质问。洛奇正愁眉苦脸。此时罗斯福不但不谋求妥协，反而火上浇油。他竟在报纸上称：“美国作为一个强国，必须使中国人明白，在必要时用武力来使他们明白，他们不但不能搞什么义和团来杀害他们不喜欢的外国人，而且也不能搞什么抵制外货运动来向强国施加压力。”
洛奇见此，更是叫苦不迭，不知如何才好。此时恰巧一位长期在中国做传教士的老朋友史密斯来看他。洛奇向朋友请教解决问题的良策。史密斯说：“中国会煽动闹事的就是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很少，但能量却很大。领导太平天国造反的是一个没考上举人的秀才洪秀权，搞戊戌宫廷政变的是广东知识分子康有为，最近在搞反清运动的是一个留美留日知识分子孙逸仙。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个人主义者，你及早满足他的愿望，他就为你所用；否则，他就要造反。我最近才发现孙逸仙曾向清延进万言书，如果当时清延接纳了万言书并委以重任，那么，孙逸仙肯定就会成为梁启超第二，而不可能成为后来的民国孙大总统了。
目前这个抵货运动，实际上也是从知识分子惹起的。华工问题早已存在几十年了，年年在闹，但从来闹不大。这一次牵涉了几个商人和知识分子，问题就闹开了，而主要闹事者还是上海一批知识分子，中国的舆论操纵在一小撮知识分子手里，商人讲实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惧世事艰难的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既然为数极少，因此，其制服也易。我们几十年来光懂得推销商品，现在该轮到推销知识分子的时候了。这叫精神产品。”
洛奇听得入神，大笑不止，赶忙问道：“依你之见，此事如何去做？”
史密斯笑了笑说：“我最近想了一个办法，不知是否可用？我们所得的庚子赔款，没动用多少，我们干脆做得漂亮，把款子退回给中国政府，也就是说，它不必继续把钱支付给我们，而规定它把钱用来那家立一所大学，由我们美国人来培养中国学生。要知道，人的价值是无可限量的，他们将来为美国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计的。相反的，你瞧瞧，现在日本人正在大量的拉拢中国学生，如果我们不动手，就要落后了。”
洛奇茅塞顿开，心花怒放，他马上拖着史密斯去见总统，把刚才说过的话原原本本又说了一遍。罗斯福听了史密斯的高见，又一次大笑不止。罗斯福当夜就给旧金山海关移民局下了一道命令，说：“凡持有签证的中国人，必须给以礼遇，不准刁难。如有违者，立即予以撤职。即使中国人的签证有问题或有作伪，也不要给他们以刁难。中国人不懂英文，时常被欺领到假签证，他们是受骗者，受罚的应是骗他们的美国人，而不是受骗的中国人。”
第二天，报纸都公布了罗斯福的命令，于是，一个夜晚，罗斯福来了个180度的反转，忽地变成了关怀中国人的义士狭客。
美国一方面向清廷施加压力，一方面拉拢了上海一批动摇的商人，另一方面又大吹特吹罗斯福的新姿态，这样抵制美货运动也就逐步瓦解了。
接着，罗斯福马上建议退庚子赔款，并在圆明园旧址建立了清华大学，培养了一批美国需要的知识分子。
美国政府这一着棋立即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它的成效引起了洛克菲勒和摩根的注意。他们觉得这鳌头不能由政府独占，他们也需要实业界自己的知识分子。于是这两家也就出巨资，在中国境内大办其大学。
这样，北京有了协和医学院和燕京大学；南京有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学院；上海有了圣约翰学堂扩大之后产生的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济南有了齐鲁大学；成都有了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