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暑假，儿子大玩二天。我提醒他定个学习计划，他不理这个茬。到第三天，也就是七月十五号。青云遮住了太阳，一股冷空气一扫连日暑气，天气清爽，正适合出门。我说道：
“喜乐，干什么？“
“这是我的计划。我每天抽点时间写作业。”
“别犯神经了，根本不可放下，等回来写。”我和妻子一起劝阻说。
“我能行。上次去呼市我就写完了。”儿子不服气地说。
“想背轻轻的。”我顺着儿子的话音说。
“王喜乐，我可。”妻子翻了我一眼说。
“谁用你背。我能行。”儿子说。
妻子梳洗打扮完毕，一身雪白的丝质及膝服饰，她飘逸的质感像个仙女。儿子正好相反。妻子蹙起枊眉，说：“不是让你穿新衣服吗？”
“妈，这是我们班足球队的队服，可牛了！”他神气地说。
妻子无奈地摇摇头。
“妈妈，你这个小包我帮你背上，”儿子冷不防一把抢去妻子的包。
“喜乐，这里面全是贵重东西”妻子说。
“没事，我能保护。”儿子不疾不徐地声明。
妻子莞尔一笑，露出满意之色，说：“好儿子，帮我背到班车站。”
“出发喽，出发喽，”儿子，前面挎着小包，像英雄一般乐呵呵地走在前面。
“出去把孩子带好，那小子太跳，小心别丢了。”我不停叮咛妻子。
现在是学生放假回家阶段，车站到处是人。阴沉的天气，人们不在留恋阴凉依在各处。车站的花坛开满鲜花。来来往往的密蜂为人欢歌。车站入口处有个风铃。风一吹，风铃发出奇特、清脆、悦耳的响声，随风飘到各处，为远行的人们送去一路平安的祝福。
“小弟，你穿的是队服。我妈非让我穿新衣服把我别扭死了。”大姑她们早到了，哥哥用极不如意的口气说。
“现在的孩子让他穿新衣服像是要‘杀’他一样，我们小时候盼都盼不上。”王喜乐的大姑说。
“那可不是。我让王喜乐换件新衣服，他死活不肯就要穿足球服，有的地方不知粘得啥，洗都洗不掉。”妻子茫然地说。
“上车喽，上车喽，”车门刚打开，兄弟俩一起冲过去。看谁先上车，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做事方式。
我把行里放好，然后与家人话别。在目光相对，我发觉家人的一颦一笑，皆影响着我的心绪。我愣愣地看着早上十点的班车，载着我生命的那一部分消失在远方，才想起挥手与之告别，但只能挥给自己看了。
人在天涯，情在心坎。好不容易熬到七月三十日。早上，妻子从打电话说她们到了银川，有一股电流从我身上穿过。下午二点半，空气弥漫着一股浓稠的燥热。地下无风，天上无云，空气和太阳燃烧到了一起。车站的情形与半月前大不一样，各种树木耸拉着枝条；花园里的花垂着叶子，低着梢头，有的已被晒死了。我站在树荫下，窒人的热浪围裹着我。热，太热了。
三点了，我朝班车来的方向望了望“车呢”我嘀咕起来。
三点半，班车终于出现在路口。我胸口一紧，觉得快缺氧了，心跳快一下，慢一下，不规律地乱跳。刚才空当当的站台不知从那涌出十多个接车的人，在不大的站台上已显得挤了。班车一进站，儿子在车上看见我，隔着窗子向我召手。车一停，门一开，他第一个冲下来，“爸爸，爸爸，我想你。”他呼喊着扑进我的怀里。我抱他一连转了好几圈，旁若无人，完全沉侵在两人的天地里，浑然不觉我俩已成班车站众人的焦点。
“见了儿子连老婆也不要了，”妻子说，“快到行里箱拿东西。”
我不好意思地伸伸舌头，说：“儿子再好也好不过媳妇。”
“别贫嘴了。”妻子说。
我正拿行理，儿子跑上来和另外一个包向前走去，“老公，儿子真顶用了，那个包是在银川买的，一路上他一直背着。”妻子说。
我心中一喜，觉得儿子有简单的责任意识了。
我们一同向老妈家走去。
“喜喜回来了，想死奶奶了。”老妈说。
“玩的好不好，累不累？”爷爷问。
爷爷奶奶不停地问，儿子不停地说。这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孙，是二老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爷爷奶奶的问话稍一停顿，儿子打开旅行箱拿出二部四驱车和一部电控车向我炫耀，并和哥哥开始了组装。
“没买枪，你不是那么爱玩枪吗？”我问。
“枪。我不玩了。”
“为啥？”
“枪就是打，没变化，玩了几个月越玩越觉得没意思。我妈在大連想给我买我没同意。”儿子说。
“屁！枪是不要了，死皮懒脸让我买了那部电控车，价钱可不低。”妻子用告状的语气说。
妻子拿出外出照得照片，有张照片惊了我。我问：“喜乐，那么大的蛇挂在脖子上不怕吗？”
儿子拿过照片看着他的英雄壮举，说：“这算啥！我在大連秋林商场，”儿子正说着，妻子慌忙把话接过去，说，“死皮懒脸，大呼小叫，磨着大人买了三部赛车。”儿子止住了嘴，转身和他哥继续组装赛车。
“怎么哥哥没有挂上蛇照张像。”我问。
儿子一听这话来了精神。说：“哥哥连蛇边都不敢去，把大姑气坏了。”
在老妈家吃完下午饭，回到家妻子向我说了一件有关儿子惊心动魂的事。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