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去远远跟在他们身后，希望可以找机会询问一下阿兰的消息。
我看到这两个人在前面慢慢走着，其中一个时不时地用手扶着另一个人的胳膊并说些什么。大概走了两条街道后，他们走进了一栋楼里。
我抬头看是一家医院，上面发光的大黄色字体写着北京市第x医院。这两人是来看医生的。我这样判断。我跟着走进去后看到，刚才扶着同伴的那个人掏出一张卡片，递给门诊部里的医生。穿白大褂的医生看后问了几句什么，就用手指了指输液室方向。两人听后慢慢走向那里。
我等了两分钟后，也走向输液室。
当我慢慢走过输液室门前时，看到刚才的两个人中一个已经坐在室内挂上了吊瓶，另一个在旁边关心的看着。
我走到走廊尽头又折回来对着门诊医生说，“您好医生，我感觉发烧，想挂瓶点滴。”
“您有医疗证吗？”坐在里面的中年男医生问我。
“没有。”我说：“我付现金。”
“您先填个病历吧，然后拿上，去让那位医生先给你量量温度。”
“好的，谢谢。”说完我拿上他递出来的病历走向输液室。
我走进门，将病历放在靠门坐着的医生面前，讲了自己的病情。医生听后拿过一只温度计递给我，又指了指另一张病床。
我心里挺高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近这两位，现在正好。
我装模做样的半躺下，仔细打量起我跟踪的这两个人。我看到——站着来回踱步的是个三十七八岁的男性，中等个头，穿着一身黑蓝色运动衣，黑里透红的大脸庞露出威严的神情。他背着双手在我和他同伴的病床前来回转悠，看样子很像个教官。而他的同伴是个年轻小伙子，因为在输液，所以目光呆呆的望向前方。
我正想找个话题询问，谁知像教官的男人向半躺在床上的年轻人一指门外，小声说了句：“厕所。”就走出去了。
我心想，嘿，真他妈的是天赐良机。太好了！
不过我明白，既然是来自蒙着面纱称为体育学校的神秘机构的人，保密意识肯定不含糊，绝不会轻易泄露信息。我不但得小心，还要有策略。
我没话找话对半躺着的小伙子说：“您也是发烧吗？”
小伙子侧过脸看我一下，轻轻点头。
我立刻拿出准备好的阿兰的来信，指着信封下方递过去问：“请问您知道这个地址吗？”
小伙子接过去看了一下，回答：“就在前面不远。”
“谢谢，”我说，“我是出差来京、想顺便看望一下我表妹，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表妹叫罗阿兰，不知您认识不？”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考虑——这么出众的姑娘一定会在学校里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另外，还有一层考虑???
“罗阿兰？”小伙子听后嘴里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用胳膊肘撑着身体坐直，看着我说：“您说的是那个白皮肤，棕色头发的罗阿兰吗？”
“对，对！”我喜出望外，急忙附和：“您认识她？那怎么样才能见到她呢？”
“这???”小伙子犹豫着想了想说：“等明天吧，明天我替您想想办法通知她。”
“太感谢您了！要不然我会白跑一趟的，这是我住的酒店和房间号，麻烦您了。”我急忙掏出小记事本写下酒店地址交给他。
“喂，把您的温度计拿出来吧，别只顾打听人！”坐在门边的医生不耐烦的催促我说。
眼看目的达到，我高兴的心花怒放，连忙将温度计塞给医生说：“对不起，大夫，我此刻感觉好多了，不用挂吊瓶了，真的不用了，再见。”我朝那小伙子挥了挥手，连蹦带跳跑出了医院。
第二天，我想到那个小伙子没准会通知阿兰来找我，就一整天瞪大眼睛，躺在床上哼着歌没敢外出。我盼着房门被敲响——盼着阿兰的到来。
不过有句歌词唱的好——想象与现实之间差距大着呐！
直到夜晚12点钟，我的房门也没有被敲响，虽然失望，但我是个不轻易放弃希望的人，讲不好听就是死脑筋，一根筋，但有时的确需要这股精神。
我想，别在心里责怪那位小伙子，因为既然阿兰在神秘的地方工作，那肯定制度与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就像香港飞虎队的存在，不也同样如此吗！
我按耐住性子继续等，我就不相信一定要等到天荒地老。
可第二天照样如此，除了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来敲响房门外，再无人影出现。失望悄悄爬上了我心头，我看着归期已近，心想，必须得做出选择了。
夜晚的十二点钟又悄悄来临，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渐入梦乡。
突然，一个念头涌来，咳，我一下坐起来，直拍脑袋，骂自己是个大笨蛋。
您肯定会好奇地问我，想起什么了？
您想啊，我的口袋里装着阿兰给我写的信，下面有她的地址。两天前我还让那个小伙子看过，但我笨的为什么没想到写信给她呢！告诉她，我就在几条街远的地方等待。
我立刻跳起来坐在桌前准备给她写信。但翻抽屉拉柜子，也没找到一张信纸。干脆，我将香烟倒在床上，用烟盒纸代替。我将近一年的思念浓缩成几句话写下来，等天亮寄给她。
写好后，我躺在床上，盼着天亮去附近邮局。可又一想真有点生气，什么鬼学校！不让用手机，不让用电脑。
第二天早晨，我不到六点就醒了，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