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接着说：“父亲还是故去了，葬礼前前后后，都有他默默干活的身影，我挺着大肚子，每次看他一眼，心里的愧疚就会增加一分。那之后，孩子出生，我把母亲接到家里帮着照看。孩子稍大一点，我参加同学聚会，他没有来。”
说到这儿，她扭头看向窗外，随手抓起纸巾，无声地抽泣着。
好一会儿，她才转过头来，也不知道是对我说还是对自己说：“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我搅动咖啡，发出丁丁的响声。
“唉，听说他出了车祸，就跟电影里演的一样。他买了一辆三轮车给人家拉货，没白天没黑夜地跑活儿。他家里那时候已经很有起色了，妹妹也嫁出去了，不需要他那样干的。他就说他一定要挣到大钱，一定要出人头地。结果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没看清路上还停着一辆大卡车，直接就撞上去了，说看现场的警察说，这是连速都没减。人还没送到医院就没了。”说到这儿，她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想劝劝她，但又觉得不大好，还是让她发泄出来。就在那些低声细语的人们中间，我们俩个像一对傻子一样。
过了一会儿，她从悲痛的情绪中走出来。
“后来，我去过她家，阿姨已经痴呆了，不认人了。孩子十岁后我找到他妹妹，说是去看看她哥哥的坟墓，我买了花，放在他的坟头。好多年我都坚持在他的忌日去他的墓碑前送上一束花。我不清楚我是怎么了，一到那些节日的前几天，总会梦见他。他的样子，傻呵呵地笑着，无论我要干什么他都能抢先一步。他骑自行车驮我去上学，我坐在他28车后座上。他在28车上按了一个转铃。你知道什么是转铃吧？”她停顿了一下问我。
我点头，想起我的经历。
“那铃声真好听。他在门口，按铃，叮灵灵地响，人的心都要给化了。我跑出来，推开大门，他一只脚踩着脚蹬子，另一只脚踩着门口的大石头，看见我出来，头一扬，我就乖乖地坐在他的后座上，他一使劲子，车子就骑起来。他为了吓唬我，一会儿骑得很快，我知道他吓我，我就闭上眼睛，死死地搂着他的腰，说再快点，再快点，人感觉在空中飘一样。”
说到这个时候，她整个人都进入到回忆的状态里。眼睛微闭着，眼睛好像看到一个美好的场景一般，嘴角微微地上扬。整个人发生着奇妙的变化。那种颓废，对一切事物都有看开的无所谓的表情忽然间不见了，像一个高中生，一个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的高中生。
忽地，不知道谁咳嗽了一声。我回头去找，再转过头一看，她的样子又变了回来。说不出的哀怨。
她说：“你不知道女人，心里装着一个男人的时候，什么都发挥不好。后来孩子当兵了，俩个人在一起生活，总是别别扭扭的，好像哪里不对劲儿，就像屋里多出个物件，无论是放哪儿都觉得不舒服。扔了吧，又舍不得，后来姐妹说来这边吧，我就过来了。”
我问：“婚离了？”
她说：“也没有，寒暑假会回去一次，他那边估计也有人了，我能感觉到，我也无所谓。他不缺钱，也不差我这点工资，我想做什么他也不阻拦，各忙各的，互相不打扰，也挺好的。老了后就是伴儿了，什么也就不在乎了。”
我无法想象这样的婚姻。但这些年里，这样的婚姻见得也比较多。正如我那段日子，生活就如此。吃饭，看书，睡觉，躺在床上，一人捧着一个手机，交流的内容仅限于家庭的琐碎。无非是卫生间的灯泡又有一个不亮了，坐便器不通畅了，是不是轮到某个人拖地了，早餐还要不要吃这些问题。三个人形成一个三角关系，女儿是顶角，我们是底角，只是我们之间的那条线或隐或现而已。
之后我们陷入了沉默。各自低着头摆弄着手机。现在都不记得是怎么互相道别的。如果不是她来了电话，我真不知道怎样再找到一个不让彼此沉重的话题。
我们在咖啡馆的门口告别。
她背着包匆匆离去。背影在苏州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只看得见那两条出色的腿，像一只仙鹤孤独地前行着。
有时候我会想起她的那句话：好像屋里多出个物件，放在哪里都不舒服！到底什么样的物件放在屋里才不舒服呢？到底是东西不是自己的，还是自己没有真正地成为屋里的一员呢？或者是心里有某种“物件”，放哪儿都不舒服呢？女人或许与男人不同吧。
男人有时候会选择性地忘记。因为平日里写一些小文章，结实了一些同道中人，闲暇时间少不了聚一聚。文人相聚，所谈话题无非是那些事儿。现在有些事都避而不谈，所以谈一些风花雪月的事儿。比如女人。文人谈女人，又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实际上说到底无非是本性而已。所谓，食色性也。其中一个爱好者尤其爱谈女性。我们有三个人都不是本地人，写作成绩也乏善可陈，只不过喜欢读书。他们二位并非同行，不像我顾忌那么多。
我一离婚，这里自然成了聚点。周六、周日，俩人拎着一些吃食就来了，发了稿费的就拿着大螃蟹，没稿费，弄点卤肉、香肠的，知道我从北方来。三个人谈女人，免不了自夸一番。
邢男是善于谈女人的男人。他说他是为女人活着的。说起那些事情无论是添油加醋，还是情况属实，都被他说得情真意切的。李健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