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秋喝多了酒，才说出这样的事情来。如果不喝酒，这些事情是不是一个字也不提呢？
一个人积压了多年的秘密，不吐不快的，如鲠在喉的。但凡是有秘密的人，都渴望一个倾诉的机会。但前提是绝对安全的机会。秋之所以欲言又止，我想，她还是不肯以诚相见吧。难道这里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原因？
我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不知道人为它痴迷，为它失眠。它只是自顾自地炫耀着它的魅力。满满的月亮，捧不起，摸不到，只有那一份怅然若失弥漫在四周。
整整大一这个学期，我几乎是看着表演一样对待他们这个小团体的。我没有跟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开过玩笑。也不羡慕她们之间的各种活动。我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这期间有位阿荣旗来的小女孩子（岁数比我们要小上三岁），似乎对我有那么一点意思，但都被我的坚决地拒绝了。
之所以是这样的状态，是因为高中相恋四年的女友在我上大学的那个夏天彻底分开了。至今还记得分手的那个片段。俩个人约好去大石桥下，谈起这些年来种种误会和对彼此的耽误（实际上是我耽误她）。她考上了大连的大学，在我们城市的南边。我考上了这里的大学，在我们城市的北面。真的是老天故意为之一般。
那一天，不知道因为彼此都厌倦了，忽然有了各自的方向，分起手来居然出乎意思的轻松。只是，在走回家的路上，那条笔直的板油路上。她守着她家的方向（也在南边），我守着我家的方向（也是北边）。我们彼此不看一眼。我听得见她的高跟鞋一直在响。没有犹豫，没有留恋。或许不是这样的，或许是希望我过去抱一抱她，像以往一样说上妥协的话，但我没有那么做。一直走到人民电影院（那时每座城市都会有座这样名字的影院，虽然已经没什么影片上影了）。我们才彼此看了一眼，眼神里没有太多的伤感，更多的却是困惑。这么多年，到底在想什么？到底又做了什么？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又是没有意义的？
细算起来，吻是吻过的，但肌肤之亲绝对没有。爱是深爱着的。至少我是这样的。虽然她最后也没有说出爱我这样的话。我记得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分开后。大概走了五六分钟，我还是回头了。她给我一个背影，一个混在人群中的背影。我的眼眶湿润了。
大学一年里，我无法从那种失恋的痛苦中走出来。一个人想要彻底地颓废是相当容易的。就像打滑梯，只要你到了顶部，你要做的就是坐下来，放平身子，滑梯自然会给你想要的。于是，我抽烟，整日看小说，胡思乱想，跟数学系的室友开着各种有色玩笑。与数学系的学霸贾春阳争论，争论的命题非常荒唐。比如，灯管为什么叫灯管？比如电为什么叫电而不叫其他的东西？为什么闪电叫闪电？争论得一塌糊涂，却又乐在其中。我只是想拼命地忘记一些事儿。
我的高中同学里，除了伟民，还有原来的女班长都在数学系。我只跟伟民联系。同时期还在海拉尔的，还有电大的一个女同学。高中时的同桌，但我也不联系。我把自己封闭起来，又扔进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那里，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伟民除外），我甚至想把自己也忘掉。
于是，我结交了一些奇怪的人。我与他们打球，喝酒。有时候偷偷跑到校外的录像厅去包夜场。先是睡上一大觉儿，然后到了十点之后，老板进来，大声问：“要不要加片？”底下异口同声地喊：“要的，要的！”甚至有人会哄笑，“不加片来干什么？”
看录像的人大部分是各校的男学生。这些学生贪恋着电视机里那些男女的表演。于是，感叹声，吞咽口水声，不停地移动凳子的声音，不绝于耳。来看录相的人中也不乏周边的农民兄弟。他们三五群地也会出现在我们中间。他们的装扮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有那么一次，坐在我后面有三位农村兄弟。其中一个应该是被裹挟着来的。几次提出要回去睡觉但都被同伴儿拦住了。同伴不肯直言，就是说再等会儿，一会儿你就知道爽啦。等加片刚刚放映五分钟的时候，我后面的这位兄弟几乎无法控制地说：“我x，我x。”一连说了好几遍，好像身体已经不受控制地那样了。
加片过后，还是要放一些正经片子的。我还忆得我第一次看到《魂断蓝桥》这部片子就是在这样的录像厅。我只记得那个片断，我醒来时，一个女人站在站台上，看着车驶过大桥，灯光一明一暗地闪在女人的脸上。我一直想再找这部片子看看，但最终没有去实现。
等到天明，一大帮男孩子努力地睁着眼睛，拖着几乎虚脱了的身子晃晃荡荡地向学校走（一般周末去看）。回到寝室，早饭也不打就趴下补觉儿。醒来的时候食堂早就关门了，连一口米汤都混不到。
后来我不再和他们去看那样的录相了。原因是好多录相厅都开设了单间。他们不再需要我的陪伴了。我形单影只。再后来，看录相的朋友们说，这东西还是少看得好。我说为什么？他说看着看着都能睡过去。最重要的，那个人在我耳边说，我已经不好使了。
那两年寒暑假回去与同学相聚，大家总会说起学校附近的录像厅。好像每一所大学的附近都有好几家这样的录像厅。至于台球厅和小酒饭，那都是标配。录像厅里播放的片子，是分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