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觉经诞生在中国唐初时期，是中国佛学大师的伟大作品，可惜没有留下生平日记；现作者广源曾用笔名观海山在17k发表了”妙法莲华经的故事“，是现代简化汉语的辩证传译。
妙法莲华经诞生在2600年前，是佛主晚年的作品。在当时没有应用文字。那个时期在古代印度也没有印刷品。人类历史，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中国人毕生是在1041年-1048年的北宋。
早期的梵语也没有文字形式的表达，是通过史诗和婆罗门教宗教典仪等方式以口相授的语言，在很长时期内始终维持口语传统。
与中国、中东和西方不同,传统印度思想相信声音是永恒的,具有神圣的力量,一旦写为僵死文字,便会力量全失。
所以,释迦牟尼反对把自己的话当作教条，更重视“佛法”的传播,而不是圣典的编撰。
早期的佛教是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以俗语巴利文口头语相传的。而不是梵文。
因为在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作为新兴的反婆罗门教传统的宗教学说，明确规定佛教使用巴利文(pali)传教。
据说佛就是用这种语言说(清愚)法的，所以弟子们也用这种语言记诵他的经教。
现在，巴利语虽然早已不通用了，但是确靠佛经而保存了下来，至今还是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方的佛教圣典及其注疏等所用的语言。它属印欧语系，是印度中期雅利安语中，初期地方语之一。
巴利(pali)，原是线、规范的意思，后转用为圣典的称谓。如觉音将根本圣典经律论三藏称为巴利，而称三藏之注释为义疏。及至近代，始将三藏及注疏所用的语言称为巴利语。但原来的巴利文字母已经不存在了。
巴利语与梵语(a)属于同一语系，二者之语汇有五分之二同形;看似差不多，但确实有一些不同之处。首先是流通地点不一样，巴利文流行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主要是信奉上座部佛教的社群;
而梵语则是流行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大众部佛教社群。
其次使用率和语言功能不一样，现在已经没有以巴利文为母语的人群，主要流通功能是用于经书的诵读，抄写和注释。
与中国古代一样，印度现存且已经被发现的文学就是诗歌。因为诗歌比较容易以口头的形式流传下来。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是一种阐述心灵的文学体裁，
在古代印度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有诗歌总集、史诗、寓言故事、戏剧和文论等。在这些作品形成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印度古老的宗教(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和种姓制度的影响。
尤其是说唱形式的偈（颂）形式，如法华经中诗词偈颂。而它对中国的志怪小说、说唱文学、唐代的传奇和变文等，都有影响。
佛经最早的文字记录应始于第三次结集阿育王时期。佛教的弟子们在第三次集结最后还是“结集”诵出了佛的“语录”,以为见证(实际上应该叫做“听证”)。
在公元前250年左右，阿育王时代的印度,文字有着与今天完全不同的存在状态,人们是将作品刻在石头上,其内容也与今天大异其趣。
考古学证明，大规模地树立石柱,并在石头上刻下所想所为,始于与希腊殖民王国为邻的阿育王时期,这大概是印度最早的、有文字形式的文学了。
哈兹拉的《早期印度碑铭中的佛教和佛教文学》于2002年在新德里出版。这本204页的著作详细研究了孔雀王朝及其以前的古印度碑铭,探讨了阿育王碑铭的深远影响、部派佛教的教派及其文学等问题,碑铭学作为了早期印度社会政治、宗教的佐证。
在世俗化的过程中，约在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有了书写形式，佛教大乘的经典大部分是用梵语写成的。按照梵语的字面意思，即为完全整理好的，也即整理完好的语言，这是一种高雅纯正或完美的表达方式，而非世俗语言。并通过宗教典籍和文学作品保留下来。
梵文存在很多变体，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悉昙文（笈多文），它对汉传佛教影响极大，东晋时期鸠摩罗什大量翻译的佛经、以及其后的法显法师赴印度求法时，都是使用这种样式的梵文。
公元6世纪，由笈多文字衍生出悉昙体，梵文的意思为成就，它是梵文书写体演化主流中的一个过渡状态，但却是唐初玄奘法师西行时期印度流行的梵文，并因玄奘法师传入。
印度梵语教学所用的《悉昙章》在中国及日本保留至今，成为梵文的一个独特流派。此后的佛教密宗，严格要求用梵语语音念诵真言，引发了隋唐以后对梵语语音的研究，学者们通过分析梵语声母与韵母的结构，产生出了对汉字读音的反切注音法，从而扩大了汉语的流传。
众所周知，许多汉语词汇，是从梵文佛典直接音译过来的。到了20世纪初，这些语音材料，为测定古代汉字发音的研究提供了素材，成为汉语音韵学的重要工具。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对此有所记述波你尼文法，其本质是规范性，它定义而非描述了正确梵语的用法。梵语做为殿堂语言，对语言的规范化非常重视，古代印度的声明学即为梵语的语法学说。
中国有1000多年的翻译佛经的历史，对梵语的语言特点当然非常注意，但是系统的研究却非常缺乏。既没有翻译梵语语法，也没有写出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