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之行，并没有张阳想象中的尴尬与冲突，关于他与乔铃儿的婚约，除了乔小乐的那一声“小姑夫”之外，乔家上下似乎有意回避，并没有任何人提起，这让张阳松了一口气之余，心里却更加内疚不安。
最难消受美人恩，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之后的几天，朱寿仍然不时出现在大兴隆寺，说是来找张阳，然而心思却更多地放在刘芸身上。
唐伯虎和杨慎，似乎忙于与各种应酬，在大兴隆寺倒是很少露面。
托了朱寿的福，这些日子，张阳连同几个女孩儿，也把京城里的各处名胜古迹、繁华所在给玩了个遍，以至于张阳都有些乐不思蜀，甚至把皇帝要召见的事情给忘到了脑后，把京城之行完全当做了一趟公款旅游。
期间，太医院的御医薛己也多次登门拜访，与张阳一起讨论各种医学上的问题，张阳的各种医学理论为薛己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薛己甚至想辞去太医院御医的职位，拜张阳为师，在张阳的身边学习，不过却被张阳劝阻。
除此之外，大兴隆寺还有一个不速之客，那就是小公爷徐鹏举，这小子在输给张阳之后消停了几天，之后又开始挑战张阳，不过屡战屡败，这小子却仍不气馁，倒是跟张阳有些不打不相识的味道。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很快就到了月中，突然一位礼部的官员来到了大兴隆寺。
大明的朝会的规模是相当大的，自太祖皇帝朱元璋始，不单每年正旦、冬至和皇帝生日三天的“大朝会”，以及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的“朔、望朝”，皆大会朝班，就是每日的“常朝”（早朝），大多数在京职官也都要入朝，在奉天门前御门听政，“嵩呼舞蹈”，奏事发令。
不过朱元璋手创的早朝太重、太繁，礼法太严，不间寒暑，日日趋朝，甚至有早晚两朝，即便在朱元璋生前，他一手设计的早朝也不能维持如初，如过去每日退朝后百官赐食，即以“职事众多，供亿为难”，不得不于洪武二十八年停止。
朱元璋晚年上朝也颇为随便，随驾所在，甚至于右顺门举行早朝，过去的盛大场景不复再见。
而朱元璋之后，大明的皇帝便很有再有日日早朝的自虐习惯。
不单皇帝厌倦早朝，明朝的百官逃避朝参的懒朝事件也愈演愈烈。【９２ks. 】
以朱厚照的老爹弘治皇帝为例：弘治六年六月己巳，“会昌侯孙铭等四百八十人朝参不至”。八年二月丙子，御史劾朝官数少，经点查，“丰城侯李玺而下六百二十余人”不到；同年六月乙丑，又有“文武官武安侯郑英等八百八人朝参不到”。大量的记载中，以弘治十五年八月辛亥日人数最多，不至者“泰宁侯陈璇等一千一百六十人”。
可以说弘治朝官员缺席早朝的情况，甚至比如今三流野鸡大学里大学生逃课的情况还要严重一些。
到了正德朝这会儿，不要说每天的“常朝”自然早已取消，就连每月初一、十五的大朝会，都时有时无，因为皇帝的种种“状况”而被迫取消。
不过这个月的十五，大朝会显然要如期举行了，作为新封的伯爵，锦衣卫指挥佥事，张阳自然也有份参与大朝会，而礼部派来的这位官员恰恰就是来教授张阳上朝时的基本礼仪的。
不过与弘治朝，官员“逃课”严重的情况相比，虽然正德朝的大朝会时有时无，可是每朝官员缺席的情况倒是有很大程度的改善，甚至很少有人缺席。
原因只是因为如今的司礼监大太监刘瑾对于朝仪监管甚严，由锦衣卫陈设卤簿仪仗对百官挨个点卯，教坊司陈列大乐，礼仪司陈列诸国文书、贺表、贡物，还设纠仪御史纠察百官，监督那些站久了爱打瞌睡或交头接耳聊私的，但凡发现有缺席失仪的官员，一律从重处理，甚至有些得罪过刘瑾的官员，也会因为这种把柄，被带上重达上百斤大枷在午门之外“罚站”，很多体质弱的官员甚至会活活被累死！
这自然让京城的官员们个个噤若寒蝉，不愿让刘瑾抓住把柄，而早朝的氛围，自然“焕然一新”。
可以说，刘瑾对于早朝有些偏执的严管，让经历过弘治朝那种散漫生活的士大夫们非常不适应，很大程度上，这一点也是刘瑾特别遭人恨的一个原因。
…………
虽然京城百官都以早朝为苦，不过张阳因为是第一次参与早朝，倒是新鲜的很，而且张阳他天生便没有什么对于皇权的畏惧，即便是来到了这大明朝的心脏，紫禁城，也没什么紧张的感觉，倒是左顾右盼，好奇的很。
张阳在后世曾经到过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给张阳留下的印象是仿佛一个挤满了人的沙丁鱼罐头，虽然紫禁城的规模巨大，可是在巨量的游人数量面前，紫禁城自然没了多少肃穆庄严的感觉。
虽然紫禁城的整体格局跟后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可是穿越时空之后再来到这紫禁城，却带给了张阳一些不同的感觉。
此时天尚未亮，张阳便乘着马车穿过了大明门，来到了午门之外，午门巨大的凹形结构，在凌晨的黑暗之中，仿佛一只张着大嘴的巨兽，让人觉得有一股莫名的威慑力。
张阳来到午门之后，在京城的官员们也开始陆续到来，我们后世常说“文武百官”，可是明朝的大朝会用文武百官来形容显然是不那么妥当的。
试想，弘治朝大朝会，连缺席的官员都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