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阳站在奉天门广场上有些无聊，他根本听不见那些奏事官员都说了些什么，当然如果他能听见也许会更无聊。
其实对于这种大朝会，一般来说，政治行政信息大都通过邸报在朝廷上公开，官员个人意见可以通过奏章形式向皇上表达。
不具备直接递折权的四品以下官员，可以通过本部门长官代转。
邸报又称邸抄或宫门抄，类似政府政治行政新闻报纸，把每次大朝会中各种上奏的事项及皇帝的批复，公布在午门之外，让百官传阅。
而向地方上传送的方式，一般由各省在北京专门设立的“提塘”官负责，或由总督巡抚的折差顺道带回。
因此如今的大朝会其实更多的还是些形式上的东西。
而且，从宣宗朝就开始任用亲近大臣“代言”拟旨，即“票拟”，这是朝会政治功能更趋弱化的关键性一步。
“票拟”以奏事为中心，大致程序是：章疏由司礼监收进，发内阁拟票，经御笔或司礼太监“照票来字样”批答后发出施行。
票拟制度形成后，皇帝通过授权，为自己的日常工作找到了代劳者，从而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
“内阁拟票”相对于皇帝“公朝决政”，不能不说是一项颇有成效的替代机制，它很快在宣宗暴亡，幼君嗣位的大变下体现了价值。
英宗以九岁的年龄即位，根本不具备当朝决政的能力，但早朝又是皇帝一个人的舞台，绝对不允许一个类似宰相的人物出现，于是阁臣想出“权制”：首先限制每朝奏事件数，不得超过八件；其次，对所奏之事，先一日进呈“面帖”，由阁臣预先提出处理意见，皇帝照答即可。
一个上下以“章奏批答相关接”的政治运作形态在特殊时期维持了朝廷的稳定，自身也得到巩固，英宗成年后，已无法恢复旧制。
从此早朝被抽去了“讲政”的血肉，只剩下礼仪的皮骨，皇帝在朝堂上坐着，只是照已经拟好的处理意见“答旨”，传命施行而已，别无一句多话。
由于早朝所行皆徇成规，空文太多，礼体又极严，“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君臣双方的主动性都受到制约，到最后，“奉天门奏事，徒为观听之具”。
也就是说，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君主立宪制，及内阁议会制的雏形，这也是为什么明朝后期的一些皇帝几十年不上朝，而整个国家仍然运转正常的原因。
原本今日的大朝会也应该如以往的一样，众大臣们正在等着皇帝宣布退朝，大家好赶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坐在奉天门里面的朱厚照这时候也在朝着奉天门广场张望，想要找到张阳所在的位置。
不过就像张阳看不清朱厚照一样，朱厚照同样很难从几千人之中找到张阳。
朱厚照在百无聊赖的四处张望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在陛前的御道正中，赫然有一封端正放置的文书，十分刺眼。
朱厚照感觉很诧异，垂问殿前当班的纠仪御史说：“是什么人竟然把奏疏给遗落了？！”
纠仪御史不敢怠慢，急步上前，捡起这份文书，看到它的用纸、折叠形式和尺寸，都与通用的题奏本章相同，在封面正中也赫然写有一个“奏”字。
“启奏圣上，确是一份奏书。”
“奏本为什么不由内阁，由通政使司呈递前来？是谁如此荒唐，竟将奏本遗落在殿前御道之上？”朱厚照有些啼笑皆非，他整日里都被很多言官斥为荒唐，可是今天竟也有人比自己更加荒唐了，朱厚照倒是准备一会儿好好奚落奚落这个糊涂官儿。
御史将文件捧递过来，由内侍接转，交呈御览。
这样异常的事情，让奉天门广场的上满朝文武也都内心各自嘀咕，不知又有什么祸福？
怪事年年有，这个年头特别多呵！
正德似乎还不太在意，口气平和地说：“既然是奏本，通政使司念一下吧！”
通政使司陈文纲走出班来，双手接过内侍交下来的文件。
原来通政使司的职务是负责收受全国章疏的部门，对未经本司而直接封进的题奏本章有责任参驳。
陈文纲对于今天发生的奇特事件，本来就十分担心会被指控为渎职失责，现在由皇上御命读念，更是提心吊胆地跪捧文件，翻开首页。
岂知道，不读犹可，一看首页的题要，他便吓得魂飞魄散，惊慌失色，不敢念出来。原来该件的题要开宗明义写到：
“微臣等披沥血诚，甘冒万死之诛，严劾不法阉宦刘瑾等人贪墨奸诡，趋媚奉上，屠戮贤良，揽权误国事。……”
陈文纲颤声读了题要，伏在地下不断叩首：
“本件诬蔑内廷重臣，微臣以为不宜当众诵读，敬请皇上裁定。”
自从司礼监大太监刘瑾创罚米法以及立枷之刑后，已经很少有人敢于在大朝会公开弹劾他了，今天又是有什么人上奏？胆子不小啊！
朱厚照更加好奇了，询问道：“是什么人上的奏？”
陈文纲慌忙翻看了奏件的起首和结尾，回奏说：“回皇上，没有署名，是一件匿名文书。”
朱厚照摇了摇头，示意将文件送上来。
朝臣们听到这样的题要，各有各的想法，有人心有余悸，又怕再闹出新的大案；有人在内心兴奋，高兴看到刘瑾当众出丑；也有人估计事不关己，干脆看看热闹。
但众官都不敢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