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最后跟宋神宗说的一句话便是：天下事像煮汤，生一把火，接着泼一勺水，哪还有熟的时候？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宋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他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获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变。他一边安抚守旧派的大臣，启用曾被罢退降职的守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一边坚持改革，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失去了王安石，宋神宗本就很伤心，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恼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宋神宗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
在宋神宗强硬的推行变法下，宋朝经济、文化、军事、政治都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国库充裕了，兵力增强了。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惠宗欲将河、洮等州黄河以南的土地还给宋朝。却遭到西夏梁太后反对，将惠宗囚禁。西夏陷入了内乱之中。
雄心勃勃的宋神宗觉得收复西夏的时机已到，又急于向守旧派证明新法成效，便毅然决定出兵30万，分五路进攻，企图一举灭掉西夏。宋军一路所向披靡，五路大军直捣灵州城，意图攻克灵州后一举攻下西夏都城兴州（今宁夏银川）。却不想西夏人是诱敌深入，宋军后勤被西夏截断，宋军兵败如山倒。在撤退的途中，西夏更是挖开了黄河渠道，淹了泾原、环庆两路大军军营，宋兵死伤无数。当宋兵全部撤回之时，所剩兵力仅15万。
宋神宗听到灵州惨败的消息，夜不能寐，从此便染了病。但宋神宗并不服输，次年，他命徐禧再次出征西夏。在大庆打赢了一场小战，得到银、夏、宥三州。宋神宗大喜，命徐禧、李舜举和沈括三人在三州交界督建永乐城，屯兵戍守，俯瞰西夏，以图等待战机。却不料此举却惹怒了西夏人，发兵30万攻打永乐。守城的三万宋军几乎全军覆没，永乐失陷，西夏大胜。
宋神宗听到永乐失陷，在早朝时候面对百官失声痛哭。两次大败，彻底的击碎了宋神宗的梦想。从此，宋神宗一病不起。在元丰八年（1085年），年仅38岁的宋神宗含恨而逝，熙宁变法也从此走向了失败。
宋神宗病逝之后，10岁儿子赵煦继位，建年号元祐。一贯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垂帘听政，她当即召回了王安石的头号政敌，起用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执政后立即启用吕公著、刘挚、范纯仁、吕大防、苏轼等一批保守派官员，史称“元祐党”。
被打压了15年的司马光在思想上走上了极端，坐上宰相之位后便颁布了一系列方针：凡是王安石颁布的新法一概废除，凡是变法派官员一概罢免。在司马光执政一年多内，新法几乎全被废除殆尽，王安石、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张商英等30人被列为“熙宁奸党”，悉数赶出朝廷。自此，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一生心血，就这样被毁于一旦。
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于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伤心离世。不久之后，司马光竟也相继病逝。这两人，年少时候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却因政治意见不同而斗了一辈子，最后竟在同一年去世，不得不让后人唏嘘不已。
司马光死后，守旧派范纯仁为相。放眼整个朝堂，全是守旧派，新党官员要么被贬，要么被辞，要么被流放，朝堂之上竟找不出一个新党人士。按理说此刻总该消停一会了吧，但这些文人偏偏就是爱搞事情。新党一除，守旧派立马解除盟约，又变为原来的洛蜀朔三党，开始内斗起来。
蜀党领袖人物苏轼，为人比较豁达和正直。对于王安石新法，其实他是持中立态度的，但他的恩师欧阳修，及提拔他的司马光都是保守派，他便自然而然的站在了保守派。但他对新法以及新党人士却没有太多的偏见。
司马光过世后，旧党执政的官员拼命压制新党人物，极尽废除新法，其恶行已经不是简单的党派之争了。对此，苏轼极为不满，他向朝廷提出谏议，认为新法并不是完全的不可取，并不需要完全的废除。
这样一来，苏轼被守旧派认为和王安石是一丘之貉，洛党朱光庭更是从苏轼的诗书文章中找出一些字句，污蔑陷害苏轼对先帝不敬。自此，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容于旧党，一生颠肺流离，好不凄凉。
这样的党争每天都在上演，朝堂犹如市井庭院一般，有人走出去，有人走进来，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掌权者们似乎对这乐此不彼。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天理循环。元佑八年（1093年），高氏去世，宋哲宗赵煦开始亲政。宋神宗临死前的那份凄凉他历历在目，宋哲宗作为儿子，岂能忘记当初将他父皇心血毁于一旦的元祐党人。宋哲宗的报复比之旧党有过之而无不及，旧党官员无一幸免，宰相范纯仁被罢，吕大防等“元祐党人”被贬出京，朝野震荡。章惇、曾布等新党人士被诏入京，新党重新掌权。宋哲宗也恢复了部分新法，军事上两次发兵西夏，打得西夏臣服，不敢妄动。
虽然宋哲宗的做法有些激进，但却使朝堂清明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