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九年注定了是不平静的一年，虽然从上年末今年初开始的一场旱情，让这片土地上最强大也最有正朔味道的大周暂时蛰伏起来，也让大周的北方强敌契丹同样陷于困顿，但是旱情本身就是一种折腾，更何况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又在这一年里面接二连三地出事。
不过这一年大周北疆的范阳军和卢龙军，除了同样遭遇了长时间的旱灾之外，在总体上还是平静的，就连土工作业也基本上在年初就已经完成了，进入秋季以后，像东京那样重修文武两庙的工程都不再有。
契丹虽然征服了以农耕立国的渤海，抢占了以农耕为主的幽云十六州，但是它的政权核心依然在草原，在草原游牧部族，它的经济支柱仍然是游牧，渤海故地也就是现在契丹的东京道和以前的南京道只是给契丹提供农耕产品补充和奢侈品消费，既不是契丹的政权基础，也还不是契丹的经济基础。
既然契丹还是以游牧为基础的，那么“夏饱、秋肥、冬瘦、春死”就依然是它的运转规律，因此应历十二年的春夏连旱无疑是严重地打击了契丹核心部族的畜牧生产，不仅是在春天里庾毙的牲畜比往年大为增加，就是夏天生长的牧草也同样难以喂肥那些存活下来的牲畜。
在这样的情况下，契丹显然是具备南下劫掠的动机的，然而可以供其南下劫掠的马力却又明显不足，除非南边的大周混乱无备，否则契丹要南下劫掠肯定是有心无力的。
很显然，在上一年才攻略了契丹南京道的大周内部既不混乱，边备也是十分充分的，契丹的北院大王耶律屋质已经用应历十一年秋天的头破血流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去年的反扑失利可以归因于当年夏天契丹主力在高粱河新败，军势一时难以复振，秋天的反扑过于仓促了，没有积蓄足够的力量。现在经过了一年时间的休整，军力士气应该是有所恢复的，这时候南下比起去年似乎会多了一些有利条件。
但是应历十二年的春夏连旱肯定是破坏了原先预期中的休整，草原上那些羸弱的羊群、马群都在告诉耶律屋质等决策人，如果现在发起南下劫掠，这要是侥幸胜了倒是一切都好说，可要是一旦冒险不逞，随着冬季的来临，羸弱的畜群恐怕就会大规模地倒毙了。那种灾难性的前景，无论是耶律屋质还是北院枢密使萧护思，或者北府宰相萧海璃，乃止契丹皇帝耶律述律，他们是谁都难以承担这种重责的，更何况比起打仗来耶律述律更热衷于饮酒睡觉。
孤注一掷的南下既然是完全不可取的，契丹南边的各部族自然也就知趣地缩起来休养他们的畜群，于是显德九年的燕山一线一如契丹统治南京道时期那么的安静——不，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更安静一些，因为两国之间并未实现真正的和平，所以双方在边境也就没有建立榷场，燕山南北的商旅已经是经年不通了，没有了商旅往还，各个关隘前面的道路都长满了草，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旱年里面。
契丹军不来骚扰，守备燕山长城沿线的周军当然也不会多此一举地去进袭草原——秋天向来是有利于草原游牧部落南侵的，中原军队北略则通常选择在不误农时的春末夏初。
至于防秋工作，因为上一年才刚刚取得了幽州，军力和军资储备都不足以支持周军前出到草原去烧荒，现在又碰上这么一场大旱，范阳军和卢龙军治下都忙着应付灾情去了，燕山几个据点中的守军也就只能维持着全面的守势。
好在北平府的几条运河在年初都已经疏浚完工，主要承接海运转运的军粮城也已经基本上落成了，各种码头、仓库一应俱全，驻军的营地和防御设施也基本完备，从吴越、南唐和淮南走海路运到沙门岛的漕粮，已经可以通过军粮城的转运源源不断地供应幽州、蓟州等地。有了吴越江淮的贡粮支持，即使这一年的河北州县无力外运粮食，范阳军和卢龙军的军粮也是不愁的。
再说知北平府事吕胤这一年里面一直都在辖境内劝课农桑，虽然经历了大半年旱情的困扰，上半年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泡汤，冬小麦的播种却总算是没有被耽误。只要今后再无意外，到了来年的夏收时节，当地的粮食除了自给自足以外应该还会有余。
而且在幽州北郊温榆河畔的皇庄里面，规划的灌溉渠道都已经完工，土地整理也已经初见成效，只要再有一个冬天的努力，来年这里就可以开始种植水稻了。虽然刚刚复垦的稻田产量或许不会有什么惊喜，不过郭炜本来也就没有打算从中盈利，皇庄的水稻田只要在保证庄户的生活以后还可以补充一下驻军的后勤，郭炜就很满意了，毕竟相对于之前的荒原来说，这一块的稻米产量是净增加的。
范阳军和卢龙军这两大军镇在显德九年就在这样外松内紧的气氛中默默地积蓄着力量，在这两个军镇的遮护下，灾情较重的河北州县终于卸去了沉重的军事负荷，只需要一心一意地克服灾难重整生产，除了西面太行山麓的易、定、镇、邢诸州还要备御北汉，整个河北都可以转入和平机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面，瀛州团练使、护关南军张藏英卒于治所，也就不算是一件如何可怕的事情了。
若是换作攻取幽州以前的形势，瀛州就处在大周北疆的前沿，紧邻着最前线的雄州、霸州和莫州，不光是要和右邻的沧州一起担负起前线的转运重任，还是北方的第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