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后来，张从富仍然认定了，在当前的战局之下，武平军还是应该坚守朗州城，而汪端则执意要率军弃城而走，双方始终都是谁也不能说服谁，只是在那里争执不休。而朗州城当下的两大军事干部当面发生重大争执，周保权一时难以调解，就更是无所适从了。
当夜，张从富和汪端不欢而散，一直到两人离开衙署，都还没有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也就无法对朗州城的守备战略做出重大变更。到了第二天，张从富还是一如既往地巡视城防，给重新汇集起来的武平军士卒打气，战略决策没有变更，那就是继续遵循之前的战略，从某个层面上来讲，还是张从富赢了。
对于汪端主张的避居山谷保全实力，以待时局的变化再作应对，张从富是不怎么认可的。
武平军的前途在于中原及其周边强敌的变化，而不是在于自身怎样大胜周军，对于这一点判断，张从富和汪端两个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分歧。自从澧水一战以后，张从富对武平军能够战胜周军就不抱什么期待了，武平军生存的希望就在于时局大变，就像后唐时期夏州和蜀地能够保持独立地位一样，夏州自己守住了，可以等来时局变化，蜀国没有守住，时局一变却仍然可以独立。
不过在天时到来之前，武平军还得自身要硬，得要让朝廷吞不下去，这就是所谓的以拖待变之策，张从富和汪端的分歧就在于这个“拖”的具体策略。
汪端的主张是窜匿山谷之间让周军抓不到，这其实是变种的蜀地方略。张从富可不认为这是拖延的良策，在他看来，汪端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已经认定了两军接战武平军就必败，其实从骨子里已经认输了，以此策略保全性命尚可，要等待时机以图恢复却是很难。
张从富的榜样则是夏州。要让朝廷认可武平军一方藩镇的地位，要在夹缝中求生存，自己这边至少要争气一点，守住州城是必须的，绝对不能变成流寇，更不能像汪端主张的那样自己主动变成流寇。
在张从富看来，守住朗州城的希望还是挺大的。
眼下朗州城内的兵力是薄弱了一点，而且大部分士卒都因为澧水之败而士气低落，不过杨师璠率领的那支武平军主力应该很快就能够赶回来，只要朗州城这边能够撑住开头的两三天时间，等到会齐了杨师璠所部，那守城的兵力战力还是足够强的。
周军进入武平军辖境作战，需要长途转运，从襄州、江陵到朗州这里，周军的转运应该还是很麻烦的，至少比越过淮水供应寿州的围城部队要困难得多。如果没有充足的转运支持，城池可不是那么好攻的，既然当初唐军在寿州都能够守了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朗州为什么不可以做到呢？
说起来都不用守上一年了，只要等到春夏之交的雨季，湖湘一带淫雨霏霏，澧水和沅水再一暴涨，周军恐怕就要泡在水里面吃鱼虾去了，那时候即使天下的局势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朝廷恐怕都是要打退堂鼓的。
对于周军的新式兵器，那步军手中会喷火发烟发出巨响的短矛，张从富独自一个人想来想去，最后总觉得武平军只会在野战中吃亏，而凭恃着朗州城的深沟高垒，那种短矛却未必会有多么可怕，毕竟当时周军是在徒涉澧水之后才使用了短矛，那时候两军相距只有几十步，军阵之间可是全无障碍的。
与张从富争执不下以后，汪端倒也没有一意孤行，毕竟张从富才是武平军的衙内指挥使，而他是张从富的副手，没有周保权的支持，汪端不好做什么，也做不了什么。所以在三月初四这一天的上午，他也像张从富一样出现在了北面的城壕与羊马城，视察城防的修葺工作，激励士卒。
至于他的避战主张，和张从富已经是彻底的说不通了，汪端现在只有寄希望于周保权，只要周保权决定支持自己，张从富就只能乖乖地听命，因此汪端只在北门那边露了一个面就急忙赶回了城内，整个下午都在衙署里面忙着说动周保权。
能够通过说动周保权来解决问题自然是最佳，不过如果周保权还是拿不定主意，那就只好等着杨师璠回来再说了。以汪端对杨师璠的认知，只要让他详细地询问一下参加过澧水之战的士卒，切实了解一下双方的战力对比，那么杨师璠基本上就会支持自己的主张，而如果能够得到亲卫指挥使杨师璠的支持，在核心军将方面是二对一，杨师璠又是周家的姻亲，周保权肯定会倾向他的，这事也就差不多定案了。
可惜杨师璠还远在潭州，也不知道现在开拔了没有，如果开拔了又是走到了哪里，能不能抢在周军攻城之前赶回来。如果杨师璠一时间赶不回来，这边自己暂时又说动不了周保权，那就真的是不太好办了……
然而事情偏偏就是照着汪端的最悲观估计在发展，还没有等周保权作出决断，杨师璠所部也还不知道身处何方，朗州城的北门守军就已经看到了周军前锋的大旗。消息传到衙署的时候，汪端还在那里鼓动唇舌以极力说服周保权，闻讯不禁哑然。
预定在敖山砦休整一天的湖南道行营前军马步军，在三月初三的午间等到了自后方追来的行营留守部队，湖南道行营的马步军自江陵分兵以后再次合兵一处。
三月初四一早，敖山砦内外的湖南道行营马步军结束了休整，在慕容延钊的率领下，急行九十里直抵朗州城北，于当日黄昏在城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