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显德元年的仲秋时节，秋高气爽。正值午后，在东京城南郊蔡河以南，通往尉氏县的官道旁边，一群少年正在阳光下伫立受训。
官道两边平整宽敞，还留着麦茬的田地四周插着一些木桩，再往南才有一些还在种的庄稼地，近两年时兴起来的棉花正在吐絮，挂在枝叶间的雪白饱满甚是惹人喜爱。在被圈起来的田地之中，已经有两个建筑群初具规模了，在道路左边的是即将迁来的太学，而道路右边的则是新设立的武学了。
郭荣让郭炜权督武学，却也没有昏了头让郭炜去判武学事。新开的武学被算进国子监，暂时和太学平级，将来自然还要扩充相当于国子学的那部分，兵部郎中兼太常博士尹拙作为国子监祭酒，兼判武学事。太学和武学的新址建设，自有尹拙和将作监去打理，郭炜只是就武学的演兵场、射击场布置及特殊器械提供了一些意见。
这个时候，两个建筑群都尚未完全建讫，所以太学生们仍然留在城内，博士、助教们也都没过来，不过武学的射击场却整队站着四五十个少年，在枢密承旨曹翰和西上阁门副使潘美的督视下，正在接受章瑜、王春和郭守文三人的训导。
此次武学的设立，其实是源于郭炜和郭荣在滋德殿奏对时，说到精选士卒的时候在选人标准方面发生的分歧。
对于这时候的禁军，尤其是侍卫亲军司的部队现状，两个人是有共识的。
在经历了高平之战和晋阳围城以后，郭荣也深刻地认识到，此时的军队确实是将骄兵惰，多数将校对待本职工作是得过且过的，像刘词这样能够恪尽职守的已经是极少数了，至于尽忠报国则更是不必奢望。
自晚唐以来，这些军卒更热衷于抢劫百姓、鱼肉乡里和拥立节度使、皇帝这类业余爱好，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一个个把军职都做成了生意，帅位及皇位则成为了他们的交易品。况且，朝廷能够收取赋税的地方也不过只有中原一隅，而养一个甲士的费用就需要百户农家的赋役，所以整军是势所必行的，对此，郭荣和郭炜两个人都没有任何异议。
两人出现分歧的地方就在优选精兵的标准上面。
郭荣非常看重应募者的武艺超绝和勇猛矫健，为此甚至热衷于去招募有勇力的山林亡命之徒，对应募的凶徒可以即刻豁免其过往罪行，以至于有些人刚刚干完杀人越货的勾当，转眼就入了军籍，这样的军卒可以使仇人避道噤若寒蝉。
郭炜则是反复强调应募者的老实和遵纪守法，按照郭炜心中的标准，那就是应募士卒的必须属于守序阵营，然后才是勇气精神足够强。郭炜认为，性情为人是选择士兵的基础，只要这个过了关，身体和武艺都是可以练的，都是属于锦上添花的项目。只要给士卒按照规定的粮饷待遇，然后每天坚持进行一些必要的训练，那么凡是身体长得不是太残的人，都是能够练起来的。
当然，郭炜忽视了历来就有的穷文富武说法，在他想来，既然是招募的士卒，那么朝廷就已经把他们养了起来，根本谈不上穷了——利用军纪严格监督军官可能的喝兵血行为就可以。至于说培养一个弓箭手需要长期的训练，那么反正郭炜也不打算在锦衣卫亲军中组建弓弩兵。
但是仅仅拥有理论的郭炜，是无法从根本上说服郭荣的。幸好郭炜多少还有一点实践，对铜火铳的实际操作使用，使得郭荣基本认可了火铳兵的训练比弓箭手容易，火铳的生产周期也比制作弓箭短，问题在于铜火铳太不经用了，只射了十来次以后就完全没了准头，而且制作铜火铳的用铜过多，使得火铳既贵又重，综合看起来并不见得优于弓弩。
郭炜的解释当然就是——目前用铜做火铳，那是不得已的，只是因为制作工具不够硬，对铁制火铳还难以进行加工。因为现在只是要试验火铳的效果，所以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只拿了比较现成的东西来凑。而一旦真的决定要生产火铳和组建火铳部队，那么肯定是需要改进炼铁的方式，做出精铁工具来加工熟铁火铳的，到那时候，火铳就会变得更加轻便、更加耐用了，当然，也会比用铜更便宜。
于是，在滋德殿奏对结束之后，郭炜就得到了两桩授权，一个就是自主调用少府监、诸作坊的力量以配合军器监，尽快搞出合用合算的铁制火铳来；另一个就是筹建以火铳兵为主力的锦衣卫亲军，在火铳量产之前先期训练出合用的将校军官，就用郭炜的选人标准试试看，选了人之后进武学短训。若是铁制火铳的试制顺利，而郭炜的选人标准也恰当的话，那么等火铳一量产，锦衣卫亲军就可以正式招募兵员。
当然，“锦衣卫”这个词完全是郭炜一时性起的恶趣味，只因为解释得似模似样，才让郭荣同意了这个亲军编制。而且武学并非专为培训锦衣卫亲军军官而设，今后肯定还会制度化——郭荣还是很欣赏郭炜讲的“宰相必起于州郡，大将必发于行伍”这种原则，以及行伍和武学交替的军官晋升机制。
当然，幕后的这些事情，现在还只有当日门下省值班的起居郎和现在史馆的起居注等知道，此时接受训练的武学生和三个教习不可能了解，他们自有他们的关切。
“尔等不必惊奇，以后一段时间，每日午后都是我们三人来训练尔等。今后，早间尔等在武成王庙由博士、助教来教授，习诸家兵法及历代用兵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