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千年历史里，可以说不管是那个朝代的土地改革，包括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都是没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它总是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次。而真正解决土地问题的核心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工业化，其他什么抄家分地，限租令都是扯淡，治标不治本的东西。
只有大规模的工业化，使得民众的从工商业里获得足够的收入，甚至是获得超过种地的收入，这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土地问题。
而这个方法和土地的所有制，和土地政策没有关系。
当然了，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谈大规模工业化还太早，所以赵东云得做一些治标不治本的事，用以缓解国内的土地问题。
这限租令就是他的第一步，后续他还准备施行一系列的政策，他不要求做到让每个农民都拥有土地这种高大上的事，他只需要治下的农民在租地耕种的时候，收获的粮食足以养活自己而已。
而搞这些的目的乃是缓和矛盾，并不是说解决矛盾。
现在的赵东云需要的不是什么一场大规模的土地运动，他需要的是‘稳定’这两个字，只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大环境，他才能够集中所有的精力来玩这场国内的争霸，如果后头天天出什么问题，那么他也不用打仗了。
在土地问题上，赵东云显得谨慎，然而在财政系统的整顿上，他却是一直都是非常激进的。
自从1905年主政奉天以来，他实行的财政政策就是非常激进，收拢地方政府的财权，把收税的权力统一受到了中央财政部，把税收收上来后，一部分上缴国库，也就是所谓的国税，一部分留在地方，也就是地税。同时大规模的整合税种，把诸多的苛捐杂税整合为几个简单的税种，比如农民身上负担的税种就从以往的数种甚至十几种简化为农业税一种，而商业上也是通过用营业税、增值税这两种主要的税收来取代以往的厘金、各种摊派。
普通民众负担的正税虽然大幅度提高，但是却没有了各种摊派，杂税，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实际上负担还是减轻了。
收征税权回中央，整合税种，这就是苏系财政的两大核心政策。前者的目的相当简单，而且对于苏系财政而言极为重要，前清在近代为什么那么悲剧，可以说一大重要原因就是中央财权下方，使得地方督抚拥有了独立的财政大权，而这对于任何一个正常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前清时代中央政府想要做些什么，都还的求着下面的督抚。
赵东云可不希望自己统治的国度也出现这种问题，所以主政东三省的时候，他就是开始收拢财政回归中央财政部，这一点在入住京师之后更是明显，他相继整顿了直隶、河南、山东等省的财政系统，核心就是把财政大权，尤其是征税的权力收回财政部，避免让地方政府插手财政大权。
现在苏系统治下的各府县，是没有任何征税的权力，以唐山行政公署下属的永平府滦州市为例，这个近年来迅速崛起的重工业化城市，依靠唐山工业公司为龙头，打造出了唐山工业开发区，它这个县级市的财政收入在去年就已经突破了千万大关，号称国内第一爆发富城市。
然而滦州市的千万`税收在征收的过程中，实际上和滦州地方政府没有半点关系，都是财政部下属的滦州财政局进行直接征收的，而滦州财政局并不归属滦州市政府管理，而是直接归属财政部管理。
财政部把滦州的税收征收后，大部分会直接上缴国库，一部分则是拨给滦州地方政府用于市政建设和行政开支。而国税和地税的分配并不是按照固定的税额，而是按照比例。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把当地的经济发展的越好，财政部收取的税收越多，地方政府从财政部手中拿到的地税也就越多，这也就导致了诸多当地政府奋力发展当地经济。
在奉军南下江南地区后，苏系的财政整顿工作自然也就跟进了到了江南地区，而其中重中之重的自然是上海。
上海身为当代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也是远东的第一大城市，尽管它的大部分精华地区都是在租界，但是上海华界依旧拥有不可窥视的发展潜力。
上海乃是经济重地，这一点是既定事实，而现在苏系要做的就是把上海的财政体系整顿好，让上海的庞大财力融合到苏系财政上来，为苏系的财政建设，为奉军的扩军打仗贡献自己的力量。
财政财政之余，苏系派遣的上海市政府领导官员们也是开始筹划着仿效葫芦岛、营口、唐山等地，准备大搞工业。
上海原本的工业基础就比较好，尤其是生丝产业非常发达，这个年头的中国生丝产业，主要都是围绕着上海在进行，江南一带的农民们种桑养蚕，那些商人们从农民手中收购了蚕茧后，这些蚕茧大部分都是流向了上海的各大缫丝厂，缫丝厂生产出大量的生丝后，那些洋行进行收购，然后出口到欧美国家。
上海的工业基础，交通环境都是非常有利于发展工业的，苏系刚任命的那些上海高层官员们想要在上海大展手脚，以博取政治资本也就不奇怪了。
苏系对江南地区的整顿不仅仅局限在上海，整个苏南、皖南、浙北地区都在整顿的行列之内，快速的整顿是希望这些新占领的地区能够最短时间内为苏系提供充足的税赋。
就当赵东云处理国内的大一堆行政事务的时候，奉军的南下步伐也没有停下，孟恩远率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