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之所以兴盛，一定程度上，他代表了民众的需求，民意所至，宗教所兴。
乱世将佛教吹到了风口浪尖，佛教也把握住了这次机会，道教有心让天下乱起来，却因此失了先机。
因此在东南，这片富饶到能够左右国家局势的地方，圣僧四年播种迎来了第一次收获。
这一点是道教所不能允许的，但不论是湖广战事还是巴蜀吐蕃，都钳制着李家，因此势力在东南的李家便渐渐失去了对这片土地的绝对控制。
以至于在大大小小的商号结盟之后，和平已经成为东南一带的主流风向，他们找到的精神信仰便是佛教，因为提出这一号召的正是一名佛教高僧。
这一缓慢的整合是在六月初开始的，当时是建安局势危急，有心人意识到，如果控制住建安，便控制住了半个东南。
于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人外调雇军，有人大肆赈灾，有人组织本地商会，有读书人也抱成团，然而最后拔得头筹的，却是佛教。
建安是个好地方，交通要道，是时有一批白马寺僧众南下，因战乱滞留建安，又有一批北上赴教的老僧，双方在建安聚头，相互了解到东南形式，了解到，和平或许才是东南人真正的心理诉求。
于是在数百僧众行动起来，仅仅一周的时间，建安便已经达成了和平的目标，在这时众人才知道，自南而北的这支僧人自泉州而来，已经将和平理念洒向各地，应者如潮。
自此东南形式有了稳定下来的可能，但真正的和平的那天，却还有很久很久。
对于佛教教众来讲，这已经是了不起的突破，这是佛教两千年以来第一次参与到世俗事物中来，并且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东南一向是天下的风向标，安东南者安天下，道教这一次牵头主事的，是李家，东南更是李家的根基。
然而当外线战事倾尽李家全力，东南之事，便只能放一放。
另一边，拥有赵勾支持的佛教如虎添翼，任何反对的声音都在暗处被清洗，佛教乘风破浪，赵勾保驾护航，于是在泉州这片李家势力薄弱的土地开始，一路向北，从五月初到六月底，两个月间，整个东南的形式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
不断的有部队从东南撤出，涌向安徽，涌向京畿，涌向湖广，涌向南疆。
有大军，就有匪患，乱世中，匪患更加严重，东南富庶，人文开化，因此催生了更多的错综复杂的势力，他们密密麻麻的左右联系，勾心斗角也罢，和衷共济也罢，他们吵闹熙攘着，走过衢州，走过信安郡，走过信安县，然后烧杀抢掠，将罪名冠给莫须有的匪徒，一路向西，去汇入李登科的六万洪流。
经常会有这样的场面，一个村寨，可能一天迎来四五批官兵，他们的说辞都是一致的，要缉拿前方逃窜的流军，要求百姓劳军。
不劳军者，从协犯论罪。
有些村子实在拿不出东西，于是在漫天大火里，被作为叛军杀害。
然后被人搁下左耳与右手拇指，作为斩首敌寇的认证，一只左耳能换一两银子，这东西，金贵着呢。
一方地域的和平必然代表着其它地方要承受更多人的贪欲。
于是在那些东南以外的地方，在东南将士奔赴全国各地支援的路上，抢掠烧杀的画面在日复一日的重复着。
民不聊生，苦不堪言间，是一个国家需要安定下来，必须承受的阵痛。
只是这阵痛真的公平吗？是了，案板之肉，何来公平。
这样的背景里，王质他们躲在山里，算是逃过一劫，但周边的村子便没有那么幸运。
王质已经见过数个烟火狼藉的村子，妇孺的哭喊，老人的沙哑哀嚎。
然而他什么也做不了，自己可以杀一批，但一天就会来四五批，自己一出手，就意味着自己那十余条性命的暴露，也便意味着，自己将失去阿妹，二叔刚刚和王寡妇有了进展，想必也是舍不得的，因此，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他愤怒自己的不作为，脸上都火辣辣的，却在见证过太多次之后变得麻木。
每只军队都有随行的赵勾碟子，有专业的碟子，自己一旦出手，便不可能逃离他们的视线。
这样的日子重复着，约莫又是一个月吧，那些军队自东往西，又自西往东。
不管是精神抖擞还是狼狈不堪，他们都不忘扫荡村镇，就连信安郡也难逃一劫，一个空荡的村子，却依旧被付之一炬。
在军士们的嘟囔与抱怨里，王质大概知道了现在的局势，兵部尚书李登科哗变，杀掉了前来支援的东南军队万余人，之后率众向着李道一投降，双方合流，共击吐蕃。
而同时他又派出一只大概万余人的狼兵，追杀所有前往洞庭湖支援的东南部队，理由不详，但放到一个投降了李道一的兵部尚书身上，一切便都解释的通了。
士兵们一口一个叛军，从而彰显自己的正义以及对李登科的不齿。
当王质得知这一切，心底只默默念叨了三个字：“杀的好。”
他对启元皇帝有些失望，对佛教也很失望，对赵勾更加失望。
他相信，如果不是启元皇帝的不作为，如果不是佛教的装聋作哑，那就是赵勾在装死。
他们三者，只要有一方沉默，东南军士的滥杀无辜以及冒充军功便会继续泛滥与猖獗。
而这则会激起李登科的愤怒，彻底将他推向李道一。
王质有些失望，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