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只要皇上复位变法，中国就可强大，不必流血死人，就可向现代社会转型。但是，如果实行革命，中国会怎么样？按照他的说法：
既内地教堂林立，倘一轻动，则各国调兵，藉保教护裔为名，是速招灭亡。率我四万万同胞手足，永作犬羊奴隶，当不知孙某是承何心！竟认作此倒行逆施之手段，何以对中国！更何以对良心也！且革命非一手一足所能致，试问孙某有何地能聚此数万人以作乱乎？有何地可筹饷乎？何地为军火之接济乎？以政府俨然有一国之权，尚不能以敌强国，孙某欲以乌合之众，敌人素练之兵乎？内之何以自保，外之何以敌人？孙某自问，亦应索然矣！年来政府治乱党愈严，一有扰动，孙某家居外洋，吾同胞则妻子田庐尽居内地，果谁被其害乎？成则孙某为帝为王，败则我同胞断头流血。孙某方言舍身救民，何以搬家至檀山，安如盘石乎？家且不欲舍，况肯舍身乎？其家则恐被害，何独不恐吾同胞家属被害乎？是以居万全之地，直驱同胞于死地也，是何良心？伤哉痛哉！吾作此言，吾怒发冲冠。吾与孙某非有私恨，惟其作此自亡其国之举动，吾不忍同胞受其愚，故以公义论，则吾不能已于言也。
这里所以不厌其详地将杨咏雩的演说照录下来，是因为这段话属将“保皇”与“革命”两个“议题”放在一起同时又褒此贬彼的典型之作，为今天观察了解当年旅美保皇派攻击革命派的立论根据提供了绝好素材。按照杨咏雩的说法，保皇派是一群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和平义士，孙中山则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保皇派不相信民众的力量，同时也看不到清政府风雨飘摇的腐朽本质，而只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有名无实的贤明皇帝身上。不过，透过杨咏雩的这番演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旅美保皇党人在宣扬保皇、反对革命时，惯用的手法是宣传“革命恐怖论”。具体来说就是，一旦惊动外国教堂，则各国就会出兵“保教护裔”，中国顷刻就会陷于战乱，从而导致亡国。与此同时，极力宣传孙中山家小已经接至海外，无家破人亡之虞；而一旦革命，受害最大的还是华侨民众，他们在国内的家眷亲人难免刀兵之灾，杀身之祸，以此吓唬华侨民众。这两种宣传手法，合为一体使用，颇具效用。
在革命派与保皇派开始交锋的初期，后者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历史地看，尽管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政治理念比保皇会的理念更符合中国国情，尽管革命党其时在美国华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但要消除保皇会的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与保皇党成势必形成拉锯之势。保皇会所发展的会员既有华侨上层人士，但大多为中下层华侨民众，而革命党所能吸引的发展对象，则基本上为中下层华侨民众。因此，两大政治势力的争夺对象集中于中下层华侨民众。问题是，中下层华侨民众往往喜欢唯华侨上层人士之言之行是从，因此保皇派仍然拥有一批追随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革命党的力量对康有为保皇势力的冲击越来越迅猛。在激烈的人心争夺战中，越来越多的华侨，尤其是下层华侨民众，以及那些态度暧昧、徘徊于“保皇”与“革命”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华侨，也渐而对通过保皇运动改变现状失去信心和耐心，他们纷纷“倒戈”支持革命。
争夺战愈演愈烈 洪门分化难避免
孙中山的到来以及与保皇派的论战导致了美国华侨社会中洪门的分化。1904年9月29日，亲保皇会的满浅拿省表雪地埠联兴堂在《中国维新报》上发表《致金山大埠致公堂书》，猛烈谴责最先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旧金山洪顺堂以及接待过孙中山的洪门大佬黄三德对洪门的“背叛”。这是美国洪门因保皇与革命问题发生分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文曰：
当兹强邻逼胁无已时，国破家亡于眉睫，试问我兄弟能自免于奴隶牛马之日乎？若保皇会则报馆、学费、商务等，皆为世界最文明之事业。且人人知爱国心，年来外埠之民智，皆因之而大转移，宗旨之正大，会规之良善，已为中西通（同）人所共认。我等正宜发奋协同保皇会，庶可救国种之危亡，虽不能计其成功之若何，然究不失为救国之志士。今竟不出此乃反对，日事攻击，与同种之人为敌，而忘异种之仇，惟恐国之不早亡，种之不早灭，丧心病狂，岂有过于此者哉？况洪顺堂设立例誓，载在条章，不得与凤仔同谋，共事泄漏花亭机关，今竟信头发未干之孙贼，尊为神明，拜为大哥。请心自问，条章例誓，合当与否？我兄弟竟任其鬼蜮之手段，以公同创立之《大同报》，为彼攻击之具，肆行诽谤，余无别说。报馆体裁，果如是乎？我昆仲集股开创《大同报》，本为广开民智而设，岂应为此伤风败俗之事乎？举此报馆昆仲破费昆仲血汗之财，陷本堂于不仁不义之名，我实羞之。
在当时的形势下，洪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洪门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反清复明”的虚拟理想上的政治组织，或者说，这种虚拟理想经过年深日久且日渐变味的发酵，该到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