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州在蜀国十八个州中不是最大的一个，也不是最小的一个；不是最繁华的一个，也不是最穷迫的一个；不是最热闹的一个，也不是最冷落的一个；不是地理位置最重要的一个，但也绝对不是军事上无足轻重的一个。
它只是蜀国十八州中最有名的一个。
延州离蜀国政治中心所在的昆州其实并不远，离南部海上贸易发达的均州也不远，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离蜀国西北部以一州之力力抗西越、北狄的瞻州也不远。
而离它最远的那个州——现在还说不准是不是蜀国的州——那里这会儿正处于一片兵荒马乱之中，是继续作为蜀国与西越之间的一个独立国存活于世，还是作为蜀国的第十九州纳表投诚，要半年之后才能见分晓。
不过，蜀国的皇帝似乎对半年后的结果已成竹在胸，这在挂在他养心殿里的一幅地图上可见一斑：那比着延州到昆州两倍距离还要长上一截的西部独国，原来的国号已经涂去，换成了两个巴掌大的朱红大字：熙州。
如果说蜀国还有哪个地方能够和延州一样出名的话，熙州——是的，帝王握有生杀予夺大权，他若称呼为熙州，那原来是什么名字都不重要了，只当是被抹杀便罢——是唯一的一个。
延州人多智。
蜀国立国四百年，至今已至二十八帝。有好事者算过，在这二十八帝在位期间，共委任了四十二位丞相，其中有三十七位出身延州！
即使是在同一朝内，三品以上的官员内，延州出身的也绝不会少于其中一半。
蜀国开国皇帝曾说，“延州安稳，则大蜀可顺延八百载”。姑且不论蜀国国运有没有那么长，但目前来看，这句话已被印证对了一半了。
在蜀国人们的心中，延州既是天下士子热忱向往的知识圣殿，也是平民百姓乐业安居的心灵寄托。所以，当蜀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条特别法律“延州因言获罪者不杀，罪不及死者可免，重罪必死者不殃祸他人”颁布的时候，除了少数人反对，绝大多数人都是全力支持的。
而那反对的少数人，恰恰是延州人自己——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延州人都反对，毕竟人非圣贤，谁没有个权、财、色、贪的想法，万一不小心将想法变成做法，少受些牢狱之灾也是极好的。
只不过即使是只有一人反对，上位者也必须足够重视——至少在面子上也得摆出一副虚心纳贤的样子。
因为那部分延州人，叫做“儒生”。
大蜀开国皇帝据说有万人不挡之勇，可单枪匹马出入敌阵取敌军将领首级，可一声雷喝吓退百万雄兵，但惟独对“儒生”束手无策。
史官记载，皇帝经常在朝堂上被一群儒生说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明明满腔怒火却无处发泄，只好退朝之后在一张纸上写明谁谁让朕下不来台，让太监站着离他三丈开外，对着那张纸破口大骂。基本上，只要没有其他政事，这一骂便是从早上骂到入夜，最后引得京城中百犬应吠才肯作罢。到了第二天，皇帝仍然是装作无事般继续上朝，应和着“爱卿言之有理”、“爱卿批评的极是”、“朕知错了，爱卿且消消气”……
所以，以后各代皇帝，要么怕，要么烦，要么容，要么忍，总之对“儒生”，从无“喜欢”一说。
巧在当时的这位皇帝，是个极其能“容”之人。
儒生反对的理由，也不外乎“蜀律一准乎礼”这样的陈词滥调，对于违背“礼”的犯罪，如八议、官当、十恶、不孝、留养、按服制定罪等，都不能轻饶，更枉论“免罪”之说。
这与“礼”相悖，那是儒生们绝决不能容忍的。
既然你不能容忍，那我容忍你便是。当时的皇帝就抱着这样的想法，你不是说不能“免罪”么？那我把这一条去掉便是。
于是三条变两条，才有了现今《蜀律》中的“延州因言获罪者不杀，重罪必死者不殃祸他人”条律。
如果说之前延州有名是靠着一群不畏生死、敢于与皇帝廷诤死磕的儒生换来的，那今日延州的名声，却是仅凭着一个人就煊赫三国。
这人长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即使是这人的名字，也只是几个自称是老人家弟子的传出话来，尊称了一声“愁先生”。
“先生”是学生对老师的敬称，“愁”么，则是老先生时常摆出的那副表情了。
不过，若只是一个没见过的人，只是一个神秘莫测的称呼，延州人是不会放在眼里的——这好比路边瓜贩子的买卖，你见其他的西瓜都是圆滚滚的、红瓤黑籽儿的，五文钱一个；突然瓜贩子拿来一个葫芦状的、告诉你是玉做的瓤，金做的籽儿，卖你五两黄金一个的你买不买？那除非肯切开看看内里是真是假，否则只会让人以为是吹牛皮的。
如果是一个人，切开来看就划不来了。
但延州人就是信他，就是尊崇他。不为别的，就因为当朝非儒出身的丞相是他的学生，就因为以一州之力力抗西越、北狄的瞻州守将是他的学生，就因为那个自称已经活了三百岁的老神棍是他的学生，就因为那个处处散播国亡家破谣言的疯子是他的学生。
甚至有传言，大蜀、西越、北狄三国现任皇帝也是他的学生——虽然这三人连老先生面都没见到过，虽然传言中讲到大蜀的皇帝实际上是其中最不成器的那个……
逾是这样，三国的人才觉得这位“愁先生”神乎其神，而延州的声誉也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