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脸黑如墨，不待周时纯说完便摆手道：“行了，朕明白了。孙少卿、熊参议，你二人在地方为官之时，此种言语怕是听了不少吧。你二人对此，又有何讲解啊？”话虽这么说，但朱由校的眼角余光却看向了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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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何其聪明，见皇上余光瞄向了自己，脑子一转已是明了：两位大人以后还要继续在地方为官的，某些话可不能从他们嘴里说出来，一旦这么做了，两位大人以后在地方上可就混不动了。黑锅嘛，还是自己和周时纯这种小人物来背比较好
于是，傅山急忙拱手道：“皇上，两位大人日理万机，那会注意这些小事。小人家中为官者甚多，对于官场学问还是略知一二的。不妨由小的来回答。”
孙元化和熊廷弼老于官场，自然明白皇上和傅山的用意，两人心里感激之余，仍不免有一丝遗憾。其实这件事由他们自己来说好得多。可，如今的官场那里会允许他们如此直言…
按照明朝官场规则，胥吏从来不被允许上书具体政务，否则将会被论罪。因此跪在地上的周时纯，此时心里如火烙一般。
虽然他很想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禀报给皇上，但却犹豫不决。他两手紧紧扣在地上，思虑再三后，心头一热便张口道：“皇上，小人有事禀报。”
朱由校并未理会周时纯的自告奋勇，只是静静看着傅山，等这个大才子开口。
周时纯两手握拳，昂首挺胸毅然决然地开口道：“皇上，小人有事禀报。”
傅山很想一脚把周时纯踹出门外：这个傻子，怎么连皇上的用意都看不出来。你准备向皇上禀报什么？禀报你这几年一直在暗中收集各种数据？这些话能在这里公开说的？脑袋还要不要了？
为了避免周时纯脑子犯抽胡乱说话，傅山快步走到周时纯身后拱手道：“皇上，周时纯所书内容，虽有一定道理但仍显不足。就由小的来补充完整。”说完，不漏声色的踢了周时纯一脚。周时纯此时也醒悟了过来，立刻牢牢闭上了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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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道：“皇上，周时纯上书中有言，国朝税收之弊端有三。其一，只重税收人口不重纳税人数；其二自万历年中期开始，贱户激增却并不纳入税收人口；其三。当今土地兼并严重，导致大量流民出现。而官府为保证税收压迫更甚，结果流民甚巨。”
朱由校喝了口茶道：“这些朕都知道，周时纯上书中也说，希望重新计算纳税人口，并且将贱户纳入税收之中，抑制土地兼并减少流民。朕关心的是，这些多出来的人口，地方官府是怎么处理的？傅山，把你了解的情况说一下。”
“是，皇上。以大同府为例，官府收到足额田赋之后，并未对多余人口课以赋税，仅仅令乡绅自行约束。”傅山答道。
“额？村民由乡绅自行约束？那城市里增加的人口呢？由谁进行约束和管理？”朱由校再问。
“这…因为市民并不承担田赋，因此并无直接约束和管理者。”傅山想了想答道。
“并无直接约束和管理者？那城市中的税收呢？”朱由校质问的语气开始加重。
“皇上，老臣曾巡按江南及辽东，还是老臣来回答吧。”熊廷弼拱手道。胥吏经手地方具体事务不假，可朝廷对于此事的态度，胥吏可未必清楚。朱由校喝着热茶，示意他继续。
熊廷弼一捋胡须道：“皇上，地方豪绅大户经常使用‘飞洒、诡寄、虚冒’等手段以负国课，而平民本身负担并不沉重，一两银子仅税6钱而已。可即便如此，逃税者依然甚多；
至于商税，国朝一年所入屈指可数仅二三十万两，天启年后虽增至五十余万两，亦杯水车薪。时至今日，江南产茶之地，还在用宝钞结算税收，一年仅得银十余两。
不仅如此，朝廷还屡次增补。如嘉靖三十七年三月，‘诏恤京师铺商。会估衙门不许抑减时值，经收衙门不许需索分例。其未发商价，以太仓银次第给补’；
另隆庆四年六月，‘工部复大学士高供所陈恤商事，言贫商困累，惟多给预支银可以拯之…诏可’。而隆庆年间南京工部郞张瀚，更是下调商税，‘自后商贾乐赴，舟楫骈至辐辏，国课较昔反增十之五。以此见人心可以惠感也’。
各地钞关因无法足额征收关税，关闭者十有五六。不少地区，商税停止征收已有数十年，其中不乏南直隶一些富庶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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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校闭着眼睛倾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法。忽然之间，似有一道强力闪电在脑海中划过：明朝并非没有足够的纳税人口，而是很多人口根本就没有纳入统计。其中包括，历年新增人口，失去土地沦为佃农的农民，数目庞大的贱民和每年不断增加的流民。
各地豪绅大户，依靠科举功名和纳捐，形成了免税的特殊群体。自万历中后期天灾人祸不断，农民为了活命只有卖身为奴，从而又形成了一个畸形利益团体；
豪商巨富依靠朝中话语权，不断推行减税，并且利用对于明律的熟悉，给自己找了无数偷漏税负的理由和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