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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五百零四章咆哮御前

蔡卞关切地问道:“兄长可是上酒了?”

蔡京脸色惨白:“这最后一句,弟弟听人念过?”

蔡卞有些讶异:“没有啊,这不是诗兴所至,随手而为吗?怎么,兄长见人写过?谁呀?世间竟有这般巧合?”

蔡京赶紧掩饰:“呵呵,不是,愚兄只是觉得这是曹操评价吕布的典故,不好。”

蔡卞笑道:“子由上书论吕惠卿,以吕布比之,不是刚好合典了吗?”

蔡京这才心神安稳了下来,也是,那人就算再神奇,也不至于刺探得到自己内心最深处偶尔出现的想法,还能通过自己弟弟之手宣扬出来。

送醉醺醺的蔡卞上了去登州的使节船,蔡京回到亭子,从仆人手中取过诗稿,挑出这一张来看了又看,终于,将之投入到温酒的火炉当中。

莫学饥鹰饱便飞!

这是自己当年费尽心机与苏油搭上线,表露出投靠之意的时候,他私下给自己第一封信里边,唯一的一句话!

《蜀中杂记》:

“元祐初,时司马光奏复差役法,既得旨,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两县差一千馀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

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

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

然后五日,京复入白光:‘开封、成都、杭扬,差免其实无别,乃钱粮丰足故也。而三地之外,非京所知。’

众乃知前卜,非其实也。”

迩英阁,三省、枢密重臣正在商议废除免役和复行差役的利弊。

司马光强支病体:“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为改更,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

章惇抖着司马光的奏章,将司马光疏奏当中的条文一一予以了驳斥,渐渐开始暴脾气发作,疾言厉色起来。

吕公著已经被蔡京在开封的治迹动摇,现在连他都说不好到底是差役法好还是免役法好,奏道:“司马君实所建明,如今看来,大意已善,然其间不无疏略。”

“而章惇言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大体。”

不知为何,章惇脑海里泛起了苏油那可恶的讥笑面容,终于深吸一口气,退后一步:“臣性直急,然绝非出于不平之气。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之害。但是役法,从熙宁初年便以雇代差,仅仅因为行之太速,故有今日之弊。”

“而今复以差代雇,当然应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不是比熙宁初行募役法更加急迫吗?其弊将益甚矣。章惇乞太皇太后,陛下熟议之,未可仓促。”

高滔滔问道:“其余官员,有关于役法的建议吗?”

司马光说道:“前几日苏轼来看望老臣,也议及役法。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

“免役之害,在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则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故二法的弊端、轻重和危害,差不多是一样的。”

“臣便问他的意见是什么。他说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

“从那时候起,国家变成民不知兵,兵不知民;民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民。”

“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也不可更改。”

“苏轼以为,而今免役之法也与之类似。完成差役,需要专业的队伍,认为臣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范纯仁与臣素厚,也曾经劝说过老臣,认为所谓治道,去其太甚者即可。”

“还说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必将滋为民病。”

“还说宰执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要臣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

“他的建议,是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究竟。”

“然臣以为,为陛下去除恶政,安养人民,正是宰执之责任!”

“臣也自信,非谄谀之徒可以动摇。”

“臣更深信,若有一念可以利国为民,何论官职高下?为何谋不得从己出?”

“臣之坚持,自有自己的理由。”

“因为臣认为,免役之害尤甚于差役。绝非如苏轼所言,其弊相同。”

“因为即便如苏轼所言,行免役之法,聚敛于上,导致州府有钱荒之患,其危害也远比民不得专力于农,吏胥缘以为奸要重!”

“钱荒之患,朝廷尚可调补解决,而吏治败坏为奸,残暴以取民,民同样不得安业,甚至被驱为盗,更胜于猛虎洪涛!”

“行差役之法,有官司提举专责,有法令绳系,官员不得放肆。”

“不至如雇令豪滑为之,取之时尽锱铢,用之际如泥沙,只肥了贪官豪强,而事终不成,役终不绝!”

“恰恰相反!”章惇立刻表示这话不对:“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

“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致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

“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可免执役之苦。”

“但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

“臣闻多有附从司马公者,而子瞻独以实告,令司马公不悦。”

“轼又陈于政事堂,公色忿然。”

“子瞻陈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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