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果在许望秋的意料中：“长镜头优点很明显，非常写实，但缺陷也非常明显，不能把一些无谓的动作和过程剪掉，会导致电影节奏缓慢，会导致电影缺乏代入感。对绝大部分观众来说，是不愿意看节奏缓慢，缺乏代入感的电影的。”
许望秋看了眼李沱他们：“事实上，法国新浪潮的几个代表人物，比如特吕弗和雷乃都已经回归传统，开始拍商业电影了。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继续按照电影继续按照新浪潮的路往下走，那就是死路一条。”
李沱皱了皱眉，终于将自己的真正想法说了出来：“可依然很多人在按照新浪潮的路继续往下走，我认为电影行业很重要，但自由更重要，难道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的吗？”
许望秋没想到李沱会这么说，当即反驳道：“当然有，活着比自由更重要。对于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只有活着一切才有可能。如果连活人都没有，自由还有意义吗？电影同样如此，如果观众都不进电影院看电影，整个电影产业都崩塌了，甚至连电影都没有了，所谓电影的创作自由还有意义吗？”
李沱冷笑道：“你这是危言耸听，搞得好像学欧洲艺术电影，以长镜头理论为主导，中国电影就会死似的。”
许望秋心想90年代后期的中国电影虽然没死，但只剩下一口气了，对电影系统的职工来说更是如此，你们这些专家教授哪里能体会到普通人生活的艰辛，不由叹了口气道：“美国电影产业在60年代受电视的冲击陷入困境，东瀛电影在60年代末陷入困境，法国、意大利也都是如此。电视对电影的冲击是历史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国家比较穷，但国家也在大力引进电视生产线。在几年后电视机会涌进千家万户，会对电影造成极大的冲击。艺术电影没有拯救东瀛、法国和意大利电影，真正走出电视阴影的只有美国。”
许望秋顿了顿，沉重地道：“我在这里不想说什么深奥的理论，也不想说什么深邃的思想，我想说的是电影系统几十万人，在未来的生死存亡！”
北电学生很多都是电影系统的子弟，听到这句话内心一震。关系到电影系统的生死存亡，这个问题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李沱盯着许望秋缓缓摇头：“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也明说了。蒙太奇也罢，长镜头也罢，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创作自由。什么能够保证我们的创作自由，什么就是好的。”
现场专家教授中有少人在微微点头，这也是他们的心声。
许望秋只觉心里一寒：“只要能够保证创作自由，就是好的？那别的就不管了，就算把电影产业推向深渊也无所谓是吗？就算把电影系统几十万人的饭碗都砸了也无所谓是吗？”
李沱不屑地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旁边的舒晓鸣补充道：“这是一场关于艺术审美的革命，是对四人帮对中国电影毒害的一次革命。太祖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既然是革命，肯定有牺牲，作出一些牺牲也是必要的。不过我们要相信只要有了创作自由，中国电影的未来是美好的。”
了解中国电影史的人都知道，80年代初电影界对巴赞理论存在严重误读。许望秋一直以为这是由于巴赞理论没有系统的翻译到中国，大家能够获得和掌握的信息有限，才导致的；现在他才意识到这不是误读，是理论界故意在曲解巴赞理论。
这些人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借助长镜头、借助纪实美学来排除极“左”政策对于电影创作的强行干预。在他们看来，巴赞提倡的长镜头理论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现实原貌，把选择意义和阐释意义的权利交给观众，这等于变相支持创作自由。在他们看来，纪实美学强调客观真实，注重眼见为实，这样能把政治排除在电影之外，从而保持电影的独立地位。
其实这种想法可以理解，毕竟运动刚刚结束，不希望电影创作再受干扰是正常的。可他们明知道这样做会将中国电影推向深渊，却毫不在意，这就让人难以接受了。
许望秋想起自己的老师曾经说过，陈凯哥的《霸王别姬》在戛纳拿到金棕榈后，国内评论圈很多人对此十分不屑，说不就拍了部情节片嘛。张一谋的《活着》拍出来后，圈内一片骂声，几乎没有说好的。这两部电影之所以挨骂，就因为它们是类型片，属于商业电影。到了新世纪后，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只要是商业电影就没有不挨骂的。
以前许望秋不懂为什么明明中国电影市场都垮掉了，中国电影都快死绝了，明明需要优秀的商业片才能撑起中国电影市场，这些人还敌视商业片，还不断攻击商业电影。
现在许望秋彻底明白了，这些人根本不在意中国电影的死活，在乎的只有他们自己。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所谓的创作自由，也是为了真正掌握中国电影的话语权。
商业电影是票房说了算，是观众说了算，一切与他们无关；所以，他们宁愿看到中国电影在泥淖中挣扎，也不愿意商业电影成为市场的主流。
李沱他们的话让许望秋想起黄泓在99年春晚上喊出的那句“我不下岗谁下岗”，许望秋还记得那天，好脾气的父亲对着电视大骂：“黄泓，我草你十八代祖宗！”
一股怒气夹着寒意直冲天灵盖，一只无形的手将许望秋心头的伤疤被撕开，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