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政治制度的架构和儒门士人们对选官权力的垄断本身就造成了汉帝容易被架空的局面。
这个局面一旦形成，汉帝本人的地位就十分危险，皇权也将被其他人抢夺走，想要夺回来并不容易。
郭某人钻了这个大空子之后，自然不会将这个空子留给别人，让别人也走他的路子，所以在政治制度上，他要进行一定量的改变。
这个改变不能是一蹴而就的，那样的话会过早暴露他的专制之心，引起群臣的猜疑。
他要一点一点的改变。
首先，从中央开始，从三公九卿开始。
东汉的中央政治制度总结起来就是以三公九卿为基本架构，但是实际政治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尚书台，是三省六部的雏形。
东汉不置宰相，执掌尚书台的人会成为事实上的宰相，而往往执掌尚书台的人也会有太傅太尉之类的名誉加官，以示地位高，这个时候再“录尚书事”，则权力大，尚书令反倒不常置。
汉帝的本意是要通过尚书令的出现夺取士人的权力，可最后却出现了三公录尚书事的局面。
东汉的三公是很特殊的，在二重君主体制下，三公、刺史和郡守是可以开府辟召属吏的。
郡守开府，是用来笼络所守地方豪族并且完成皇权与地方治权相衔接的渠道。
州部开府，主要是用来履行刺史的行政监察权与乱时临时军事调度权的渠道。
而三公开府，就是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颍川陈氏荀氏等顶级经学士族用来营造全国性门生故吏网络的渠道。
一旦三公录尚书事，就可以通过开府来辟召属吏，执掌权力，权倾天下，使得身为政治花瓶的三公具备实际权势，这种状态下的三公就是实际上的宰相，而且比宰相更加尊贵。
正因为此，才会有『一旦出现灾厄就要罢免三公』的反制措施诞生。
士人再强，也要对上天妥协。
郭鹏建立魏帝国以后的一大政治目标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全面终止官员开府的可能性，终止二重君主制，无论是三公还是三公级别的将军以及地方刺史、郡守，他都不能允许他们开府。
可是目前而言，他办不到。
他虽然权力最大，但并非是唯一掌握权力的。
只要不是造反，门生故吏就要跟随举主行动，和举主统一步调，这是对皇权最赤裸的挑战和讽刺。
可笑的是，东汉历代皇帝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坐视这样的规矩变成政治潜规则，变成大家都认同的连皇帝都不能违背的规则。
郭某人的手脚也被这样束缚住，所以在身为『民』的时候，他竭尽全力扩大郭氏故吏的团体和权力，就是为了在这个时候成为他们的第一重君主也是第二重君主，各种意义上获得他们的效忠。
但是他的最终目的不是发扬光大二重君主制，而是要从根本上废除二重君主制这个荒谬的存在，把二重君主变回一重君主，实现皇帝的集权。
这种奇怪的制度有它诞生的必然性，但是对于郭鹏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
而若要废除官员本身的辟召之权，终结二重君主现象，废除察举另立科举就是必须的。
察举不废除，科举的规矩不确立，他办不到这件事情，他不能独享君主的权力。
他的权力再大，威望再大，也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士人政治的基础，无法废除二重君主规则。
这是郭某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非真正的主人翁的重要契机。
所以他不断的思考，该如何一步一步的结束二重君主制的存在，实现真正的君主专制。
但是这样做，就是在赤裸裸的侵夺士人权力，挖士人的墙角，必将引起剧烈动荡，眼下天下尚未统一，他尚未坐稳帝位，所以他不能这样做。
但是他要为自己留下这样做的余地，奠定一点基础。
于是，他决定在事实上把三公九卿一起虚权化，更加彻底的虚权化，让三公九卿成为真正的花架子，只有其名，没有其实。
先从距离自己最近的地方把士人赶走，并且终止中央层面的士人开府，让大的经学士族不能依靠开府笼络门生故吏。
这些顶级大士族太强了，对皇权来说危害太大了，一旦成了气候，几乎无法正常消灭。
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颍川的荀氏和陈氏，堪称这个时代的四大家族。
他废了多大的功夫，当了多少年的狗，才终于掀翻了汝南袁氏，灭了他们的族，只留下袁嗣一支半死不活的当吉祥物。
又冒巨大的风险火烧弘农，以汉帝汉中央以及整个弘农城的生灵为代价，才族灭了杨氏，杀掉了杨修，顺带灭掉了钟氏主脉，杀了钟繇。
又利用自己积累下来的名望和实力为基础掀起政治斗争，经过一番带有风险的操作，终于杀掉荀彧，冠以反贼之名，沉重打击荀氏。
而后杀人诛心，不仅让陈纪晚节不保，还间接逼死了陈纪，让陈氏脱离颍川，名望大跌，不复往日的号召力。
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让郭鹏从精神和ròu_tǐ上掀翻了四大家族。
以此为基础，他才得以顺利登上帝位，建立魏帝国。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怎么可能继续放任下一个大家族的诞生？
所以除了司徒让蔡邕做之外，他不置司空和太尉，也不可能真的让蔡邕录尚书事，得到开府的资格和权力。
蔡邕自己当然也没有这份才能